赋能领导力:地方治理中政府领导力结构的关键要素

国家治理能力概念包含着深刻的行政变革的逻辑,引发出政府领导力结构创新的命题。本文以复杂领导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多元主体、治理网络及工具创新这三个赋能条件为着力点,对政府领导力结构中的关键要素——赋能领导力进行分析,阐释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赋能领导力与行政领导力、适应领导力的交互动态作用,最后认为,在地方治理语境下的权力运行需要政府运用好赋能领导力这一关键能力,才能协调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行政领导力与适应领导力的张力,形成有效的政府领导力结构,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获得高的行政效率与好的治理效果。     

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研究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职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是一种新的路径和选择。近年来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的转型深化有了进步之处。地方政府在法律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吸纳对治理有益的因素,整合政府间以及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要素资源禀赋,展开协商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在建构治理网络上仍存在缺陷。本文以梳理主体间关系为主干,提出秉持目标一致、资源共享、工具互补的合作方式,进而得出建立多元主体治理环境网络的针对性措施,实现共赢战略。     

元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及多元主体角色定位研究

元治理理论认为"一主多元"的主体结构是适合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转型和发展时期的结构。元治理理论主张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单元组成主体结构;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担任元治理角色,与多元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只是各自的职能不同;注重多元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元治理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充当元治理者角色,社会组织充当协调者角色,公民充当践行者角色。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领导力对接模型的构建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对政府领导力的内涵、结构及层次提出新的要求。在这一研究背景下,深入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素,论证与之相适应的政府领导力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领导力对接模型,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领导结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协同治理视野中协同领导力的建构与实现

随着协同治理的出现,主体的多元化、组织的扁平化、过程的协商化对传统的政府领导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应协同治理变革的需要,作为一种新型领导力,协同领导力开始兴起,并对促进和发展协同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可从协同领导者静态层面的能力形塑和动态层面的行动安排上实现对协同领导力的双重建构,通过开放赋能、结构整合、技术嵌入、协同问责的路径实现传统政府领导力向协同领导力的转型,夯实协同治理的主体基础、结构基础、技术基础和责任基础,实现创造公共价值的目标。     

“五位一体”社会治理体制中的追随力要素研究

我国"五位一体"社会治理体制中的追随力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及公众等社会治理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公共利益至上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以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必备的各种能力的总和,具体包括向心力、决策力、执行力、判断力、协同力、服务力、发展力和创新力八大要素。需要通过加强党委的领导力、发挥政府双重角色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提升公民能力等途径提高各治理主体的追随力,以形成更强有力的合力来提升党委领导力的效能。     

基于TOE-D模型的数字善治：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

基于对TOE分析框架的改进建构TOE-D模型,分析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对推动实现中国特色数字善治的作用机理。数字善治的中国本土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方式,具有技术性、组织性、环境性和数据性。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数据逻辑在于从政府—市场二元维度配置数据资源,解决数据垄断问题;T-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技术逻辑在于推动政府管理技术变革,催生数字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全过程,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全新合作;O-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组织逻辑在于驱动组织结构从科层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实现对内数据共享和对外数据开放;E-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环境逻辑在于转变法律向度,向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建共享的双重空间法治转型,同时优化制度环境,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是数字社会社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技术能够成为传统社区治理创新甚至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嵌入社区场域的底层逻辑存在偏差，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场域尚未实现真正的赋能，针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只浮于表面或只限于部分领域，甚至没有赋能只有“负能”，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实际成为社区在数字化转型板块的新增任务，并没有成为推动社区发生变革式增长的驱动力量。为此，实现数字技术对社区治理的有效赋能，就要实现数据开放与共享，发挥技术整合资源的真正价值；秉持以人为本动机，提升居民治理的主体地位；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兜底和保障作用；激活多元治理要素，提高协同治理的层次与效能。     

多元共治背景下领导权威的新变化、影响因素与呈现形式

多元共治背景下,领导权威构成更加复杂,除了传统的权力来源,权威构成要素还有资源掌控能力和情感号召力;受到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和个体认知能力扩增的影响,权威影响范围更大;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更加剧烈、能力变化速度加快、组织需求更加复杂,权威变化也更加频繁。多元共治背景下领导权威受基础能力、发展环境、治理主体扩增影响。基础领导能力包括基本领导力、领导者人情力、适应力;发展环境影响体现为环境不确定性加速权威转型、内外部需求复杂化加速权威强化、多元价值理念影响领导权威树立;治理主体扩增的影响指多元共治导致认同分化、利益分散、理念多元化。领导权威呈现方式有三种:半开放式权威,主要特征为部分授权、半开放性沟通、政策控制;协商式权威,主要特征为议程开放、相对顺畅的双向沟通、领导者赋予了底层部分政策制定权限;参与式权威,主要特征为领导对组织成员的充分信任、大规模群体性参与、鼓励各级决策。     

儒家“道德—社会”领导力与“大人”管理制度的现代价值

儒家构筑了以仁为体、以中庸为要义、以自省为补充的"以学养能、以德养群"领导力养成规范,形成个人道德和社会双重本位集中于"人"这一主体的复合型"道德—社会"领导力养成学说。基于此学说,儒家构建了以能群、选贤、大忠为准绳的"大人"管理制度,实现了"道德—社会"领导力的可持续发展性构建。儒家的领导哲学历久弥新,既是中国历史长河中长久治世的基础,也可为现代社会防止碎片化治理、构建成体系的本土化治理模式提供新思路:其以人为本、德群双重本位、依托人和制度构建领导力的要义,与现代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内在需求相耦合,为在现代社会中处理"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借鉴经验;其关于个人修炼领导力和构建领导力生成、延续、发展制度的精妙论述,更可被现代领导者直接学习、运用,以构建更高效、更稳定、更实用、更可持续的现代管理体系。     

地方领导干部提升网络领导力研究

<正>近年来,顺应网络社会崛起之势,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坚持和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构建网络平台,培养网络思维,遵循网络逻辑,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本文以2013年人民日报新媒体版《问政:看领导干部用网》栏目为例,总结地方领导干部领导网络社会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分析地方领导干部提升网络领导力的发展     

论公共领导力的构成要素

人们普遍认为公共部门领导是由公共组织授权其公共性和权威性,这决定了其不存在被评估的必要,而公共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公共领导力在界定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提高公共组织创造力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风险社会的来临,政府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和严峻,对公共领导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本文对公共领导力及其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和论述,对于新时期法治政府建设和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能力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构建网络公共事件整体治理机制

<正>近年来,以网络为载体的舆情表达激增,从而衍生出形态多样的网络公共事件,其释放出来的倒逼力量无比强大,改变着传统的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往模式。在推进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打破传统的各司其职的观念,构建整体治理机制。一是优化多元主体互动机制。以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为基础,切实将政府治理与网络参与相结合。     

协调联动:地方治理结构变革新趋势

正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构建地方协调联动的治理结构,政府要主动向社会"放权"并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五个维度

<正>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理念革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官员角色定位和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和行动逻辑。精细化治理要求政府实施"社会型发展战略",以宏观政策优化促进微观领域的精细化治理。二是以社会体制创新和治理体系重塑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不断调整优化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自治为基础、社会组织为中介、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培育基层社会的"自治基因"。三是以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提升社     

现代治理工具的类型及运用策略

现代治理工具根据强制性程度不同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根据工具来源的不同可分为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社会化手段。我国政府机关在治理工具的选择和运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从治理工具的使用方式看,有的政府部门过分依赖强制性工具;从治理工具的使用目的看,一度以GDP为导向;从治理工具的使用主体看,治理主体相对单一。运用好现代治理工具,要了解各治理工具的优缺点,综合协调搭配运用不同工具;要始终坚持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放在首要位置;要把公共利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发挥公民表达机制的作用;要符合一定的伦理道德并且采用多元的标准。     

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智能化时代，政府数字治理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基础性要素和关键资源。从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一般机理来看，政府数字治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直接或间接赋能制度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新动力，同时，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倒逼制度创新转型，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独特机理主要体现在：在技术上具备可能性的，不一定就是可行的、社会公众可以接受的，对制度创新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应着力构建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整合共享机制，提升制度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强化制度创新的制度数据安全，构建制度创新的应用情景。     

政府大数据应用中领导干部的信息化领导力及其提升路径探析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已经广泛深入地应用到政府管理活动中,政府大数据应用对政府部门领导干部的信息化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目前,领导干部在数据敏感性、网络沟通、协同整合以及信息安全意识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要加强领导干部信息化培训,整合多元网络沟通模式,引入信息化领导力考核要素,打造政府政务云工作方式。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上海实践与启示

数字化生存是数字时代的重要表征。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进行数字化赋能与赋权。数字化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推进城市向智能化转型,数字化赋权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提升治理主体数字化参与和协同的能力。上海市在实践中注重从经济产业、社会生活与政府治理三方面推进转型,将刚性治理与弹性治理有机结合,实现了治理效度与人文温度的互嵌。理想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需要从整体性治理与韧性城市建设两方面系统有序推进。     

基层政府社区认同建设的文化治理效用研究——以包头市为例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理念之后,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旨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社区建设与体制改革浪潮。但边缘与主流、个体与群体、异质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和意识冲突,增加了政府推进基层治理的难度。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平台,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基层政府要着力加强社区认同建设,通过文化认同,在基层多元治理网络中发挥其价值引导、规范约束、组织动员等功能,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