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农村改革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农村改革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有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却阻碍了农村改革。因此,只有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促进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制度安排,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的相容,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才能获得积极的制度支持。     

论和谐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构成,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于制度的实施效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演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累积的过程,因此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应该考虑意识形态变迁的特点,注重用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引导社会思想意识,重视正式制度变迁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推动作用,积极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融合,循序渐进地推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东北振兴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东北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产权制度、市场制度、政府管理体制等正式制度变迁相对落后,这与东北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相对不支持正式制度变迁有关。通过比较东北与国内发达地区正式制度变迁、东北与浙江文化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差异,可以证实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创新是东北振兴的关键。     

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本文运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习俗、文化传统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的选择，强化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它在一些方面延长了改革的时滞，另一些方面又促进了改革方针政策的顺利推行，有些非正式制度促进了经济绩效的提高，有些则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绩效。说明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必须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与我国国情与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改革顺利而有效地进行     

制度变迁与制度均衡——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演进

制度均衡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市场化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过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在此变迁中,劳动关系制度均衡是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劳动关系行为均衡是指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均衡,均衡才能真正保证劳资利益和谐。但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是劳资关系失衡,因此政府应该依据弱势劳动者的现实需要,增加与倾斜对弱势劳动者的制度供给,转变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制度变迁方式,构建政府嵌入型集体劳动关系处理机制,以达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制度均衡。     

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结构的国际比较

健全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是构建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具有自身特有的功能体系,各种功能相辅相成,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起着其他金融中介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基于功能结构视角,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功能可以分成某些要素,借鉴国外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基本经验和做法,可以为我国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与制度演进逻辑

中国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控股制度演进的主体动因是追求垄断利润、创新空间、规模经济和资产弱专用性,金融机构利益先占和战略布局、管理机关有限默许共同形成了需求诱致型与中间型制度变迁的全面综合的制度变迁逻辑,提出金融控股应通过外在制度移植式变迁与核心制度创设式变迁的全面综合,实现金融控股的重生。     

国家社会主义市场转型：问题与争议

市场转型研究通常包括四类问题: 各种资本(特别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 ) 的回报率变化、倪志伟之“市场转型理论”的普适性问题、产权结构变化以及转型的最终结局。本文试图厘清上述诸问题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并着重阐述它们间理论上的关联。在制度转型研究中，凡研究当今中国和东欧市场转型的人员应当注重分析国家在大规模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并意识到所谓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正式制度的改变，也包括非正式限制的变化。     

俄罗斯经济转型:制度移植、制度陷阱与制度创新

经济转型或经济制度变迁无非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并以后者居多.而制度移植的"成活率"相对较低,因为移植过程中往往只关注移植制度的形式,而没有注意制度的内涵,它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进而使制度变迁掉入制度陷阱.走出制度陷阱的出路只能是制度创新,即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实践证明,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制度移植失败,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以来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就.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具有生存特质和广泛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制度非均衡状态和潜在利润希冀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将诱致制度主体进行制度变迁,从产权结构一元化到多元化、内部产权边界混沌到清晰化、流量产权虚置到动态化、产权封闭性到开放性;但由于制度变迁主体、非正式制度安排、传统家庭制度、信任制度缺乏的制约,其变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本文结合浙江省家族企业发展的实践,根据对乐清的实地调查,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     

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之创新

依据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目标、基本原则及创新思路,提出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我国应该构建由"三核心"构成的正式制度支持系统和政府、企业、社会及个人组成的非正式制度支持系统,强调农村人力资源、政府等各个制度创新主体在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在不同次序与层次上逐步推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创新。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包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引导和监督;在法律政策层面上要完善法律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司法援助保障体系;在发展战略高度上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在资金筹措机制上形成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为主体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重视农村土地转让的收益。     

21世纪初日本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变革分析

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制度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着力对金融、财政、税收、社会劳动就业等制度机制进行调整,导致以资金筹措、经营治理和人力开发等制度安排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经营制度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进而推动"以企业为中心"的日本企业经营模式开始朝着"市场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并不是借体制改革对正式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日本社会中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行为共识等非正式规则的渐进武演变密切相关,也受到传统企业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制约。     

农村治理的政治文化分析——对建国以来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历时性考察

在农村,政治文化是政府与农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在文化上的表现,它对我国农村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经历了动员参与型政治文化和初级参与型政治文化两个时期。目前,农村治理的参与型政治文化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而言,应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消除城乡二元格局;从正式制度的角度而言,要进一步完善法制、放松管制,适应WTO的要求理顺政府与农村的财政关系,并鼓励农民参与国际竞争,鼓励农民成立各种团体,以培养其政治参与能力。同时,健全农民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作为保障。     

制度变迁的锁定效应研究:一种沉淀成本方法

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缺乏解释力,原因在于它们往往停留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分析的框架里,忽视了以前投资的沉淀成本(或沉淀收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由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规范决策理论可知,以前投资的沉淀成本已经支付过了,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仅仅根据预期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决策.然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因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等,决策者不得不考虑过去旧制度条件下的沉淀成本,从而造成一种锁定效应.因此,为了加快制度变迁的进程,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消除沉淀成本效应.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1)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在各种制度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重要;(3)中国的宏观制度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4)人是现实的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制度可以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及行为;(5)意识形态是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6)中国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下放权力;(7)稳定的环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邓小平的制度经济理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趋势

解决"三农"问题需从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传统农业的改造三个方面探索制度困境与出路,制度变迁和政府扶植是关键所在,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要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立法问题探析

农村合作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体力量。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绝大比重,但是其法律规制现状却与之极不相称,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亟须加强立法。世界上大多数农村合作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通过积极推动立法,将政府扶持合作金融的义务法定化从而得到蓬勃发展的。我国城乡金融的发展极不均衡,加强农村合作金融法律的建设,应确立合作金融组织的法律性质、地位和具体内容,从而以法律化的方式将国家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安排长期确立下来,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创建有益的金融环境。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医疗

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辉煌、转轨时期的低效与新世纪的快速发展。制度安排和其嵌入的制度环境是否耦合、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是否均衡、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建议适度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蓝本,改善外部制度环境,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责任,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走出路径依赖,走向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The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Disputes in China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林权纠纷现象表明,仿效耕地承包制的明晰产权改革设计与村庄社区沿袭至今的非正式产权制度无法完全兼容,由此凸显的问题是：关于集体产权实践的既有理论已不足以对集体林权实践中展现出的产权博弈现象作出充分有效的解释。既有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也不利于林权纠纷调处及林地的可持续经营利用。为此,有必要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农村产权制度分析框架——村庄社区产权,以凸显村庄社区在产权实践中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整合村庄变迁中积累传承的社区产权价值观。引入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中形成的合理机制,或许能够进一步完善和促进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革,进而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日本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制度变迁

金融制度主要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类型。后发展国家日本实行的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对于有效配置稀缺金融资源、促进战后日本工业化赶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完成,其金融制度也面临着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问题。因为在经济赶超阶段有发达国家为样板,政府在制定引导经济符合政府战略意图的特定政策方面,拥有信息上的比较优势。通过对金融业的一系列管制,使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能够比市场更高效率地配置金融资源。而在实现经济赶超后,政府虽然逐渐丧失了这种比较信息优势,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拥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引致日本金融制度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