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胆铜生产

北宋仁宗时期政府曾进行过生产胆铜的试验 ,许申的建议与胆铜生产无关。胆铜生产在宋哲宗时期得到推广 ,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顶点。胆铜生产的发展表明中国古代采矿业在传统的生产方法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乾隆时期的铸钱成本与钱价增昂问题

清乾隆朝期间铸钱成本长期保持在制钱千文含银 1两以下 ,成本较低 ,而同一时期商品货币流通市场制钱与纹银的交换却低于 1两 ,钱价高昂 ,钱价与钱值相悖。形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于清政府对铜斤实行垄断经营、压低价格 ,而商品市场铜斤的价格远高于官府垄断价格。乾隆朝的铸钱成本并不能真正体现钱文的价值含量。铸钱成本的高低 ,应取决于商品市场铜铅价格的高低。乾隆朝钱价增昂 ,正是当时商品市场铜价昂贵的曲折反映     

论北宋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北宋末期,由于政治腐败,军费开支、官员俸禄和宫廷靡费浩大,使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宋廷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并不惜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衰退,同时引起私钱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和社会动荡。宋徽宗为稳定其统治,曾欲遏止通货膨胀的发展,但终因统治集团已空前腐朽,无法紧缩货币,不能发展生产,难使政治清明,治理失败,北宋王朝终于走上了亡国之路。     

嘉道时期洋铜价格与银贵钱贱关系的考察

通过对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洋铜价格的变化及洋铜在当时铸钱用铜 中所占比重大小的分析，认为嘉道时期不同身份的商人采办洋铜的价格虽然有升有降，但 总体是下降的，下降幅度并不大。同一时期洋铜自乾隆初期以降输入中国的数量 逐渐减少，到嘉道时期已占不到全国鼓铸用铜的十分之一。因此，洋铜价格的下降没有给铜 钱质量带来多大影响，洋铜价格的下降与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 。     

宋徽宗宋钦宗金国攀亲考

“靖康之难”后,宋徽宗宋钦宗作为战俘被押解到金国,面对金朝统治者对北宋皇室成员尤其是女性的侮辱,他们依然逆来顺受、卑躬屈膝。一旦金朝统治者褒奖北宋公主为金国生育后代,对他们略施恩惠,宋徽宗宋钦宗就开始幻想通过与金朝统治者攀亲改变自己的困窘处境,他们卑躬谦辞,摇首乞怜,最终得到的却是金人的嘲讽和侮辱。     

唐后期铸钱的几个问题

乐史所记信州铸钱就是指玉山监,韩洄"江淮七监"是指丹阳、广陵、梅根、宛陵、凤山、桂阳、玉山监。《新唐书》"凡铸钱有七监"指的是永平、桂阳、凤山、丹阳、梅根、宛陵、广陵监,这七监再加上会昌年间新增的洛源监即是"会昌中增至八监"。从以铜为主的铸钱原料供应和铸钱能力方面来看,大中中十八万余贯的年铸钱量是可信的,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过高。     

皇帝艺术家——宋徽宗

北宋皇帝宋徽宗虽说在政治上昏愦腐败,毫无建树。但在书法绘画方面造诣很深,为宋代书画事业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有特殊的爱好,经常和当朝著名书画家王诜、赵令穰等一起研讨艺术。用功之勤,就是在历代书画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做了皇帝以后,痴心不改,多方收集历代名书名画,临池不辍,技艺大进。据史书载,赵佶“能书擅画,名重当朝”。     

宋代甘肃自然资源的开发

宋代的甘肃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北宋王朝为了抗衡西夏,开发经营西北地区,对甘肃地区的水利、森林、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且设立市易司(务),建榷场,置牧监、马坊,坑冶铸钱.北宋王朝对甘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甘肃地区的经济发展.     

赵佶《芙蓉锦鸡图》之鉴赏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对书法、绘画十分精通,尤其善画花鸟画。《芙蓉锦鸡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他的得意之作,     

宋徽宗朝开封气象编年

宋徽宗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重要的气象变化时期。约有雨涝季11次,干旱季7次;寒冷季4次,不再有温暖季;冰雹13次,沙尘天气3次,冻雨2次。与北宋开封气象干旱多于雨涝、温暖季稍多于寒冷季的一般规律不同,宋徽宗朝25年开封气象的主要特征是:雨涝季远远多于干旱季,寒冷季多,温暖季无。宋徽宗朝显然是开封气象史的转折时期。     

宋江三十六人何以能驰骋齐魏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荒淫腐朽,当时被人们称为“六贼”的蔡京、王、童贯、朱勔、梁师成、李彦等人当政、贪污成风,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势下,各地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举行起义。在江南著名的有方腊领导的农民军;在北方,有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梁山起义军。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蜀郡严道铜山与文帝政局探微

秦汉之际，蜀郡严道铜山是全国闻名的铜矿采冶地。汉文帝将铸币权放归民间，而后赐其宠臣邓通以严道铜山铸钱，使得邓通铸钱与吴王刘濞铸钱一样流布全国。这个看似任性的帝王行为，实际上是文帝与吴王刘濞斗争的重要棋子。在政治上，它缩小了吴汉矛盾被挑拨的空间，降低了吴王的反叛势力聚集力度；在经济上，它为汉廷中央赢得了与刘濞至少同等的战争物资汲取力，同时为未来的武力削藩积累下巨额财富。其手法巧妙含蓄、迂回曲折，符合文帝的削藩风格，是文帝巧妙削藩的又一力证，从中也可一窥当时西南铜矿资源对帝国影响之一斑。      

两宋之交信王赵榛行实考——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陶晋生教授商榷

北宋末年的信王赵榛,是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五个儿子。他生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政和元年(1111)封福国公,宣和七年(1124)封平阳郡王,靖康元年(1126)拜庆阳昭化军节度使,封信王。①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军第二次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市),闰十一月城陷。北宋的徽、钦二帝出降。女真贵族于第二年的三月底,将赵佶、赵桓及在开封的北宋皇族尽数押解北去,信王赵榛也在其中。以后,赵榛     

北宋的物价、居民收入与城市消费水平初探

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梳理关系国计民生的若干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居民收入、城市消费水平,无疑对考察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与增长规模,具有一定的尺度作用。研究认为,北宋时期城市消费月支出4500钱(4.5贯)左右的家庭,生活水准大致处于偏下的消费水平;月支出3000钱(3贯)以下的家庭,属于贫困家庭;月支出15000钱(15贯)以上的家庭,属于中等家庭;月支出30000钱(30贯)以上的家庭,属于富裕家庭。分析北宋晚期东京(开封)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此时的京城,应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家庭,消费能力达到了月支出15000钱(15贯)以上中等家庭的消费水平。     

宋代皮场王原型“壁镜”研究

“皮场王”在北宋时期最初为普通的皮场土地，由于朝廷的连续加封，皮场土地获得“王”的封号，进入国家祀典体系。崇宁四年，宋徽宗首次提到皮场王原型“壁镜”。而“壁镜”的物种归属，至今没有定论，或言为“毒蛇”,或说是“昆虫”。依据宋徽宗对“壁镜”的粗略描述，结合文献记载，从封祀、特征和功能等方面分析，“壁镜”当为一种蜘蛛。其本身具有毒性，虫体和窠巢均可入药，对于某些病疾疗效显著，从而引起世人的推崇，随之其形象被人格化，而医药功能则被神格化。     

林灵素生平问题钩校

林灵素,道教神霄派创始人,北宋政和末,至宣和初年上层道士的“宗主”,地位显赫一时,与宰相同称“道家两府”。是促使宋徽宗“溺信虚妄,困竭民力”的祸首,是导致北宋政权迅速灭亡的重要人物,其生平事迹,《宋史·林灵素传》六百字的记载中有数处舛错。至今,不少问题或难以索解,或沿袭谬传,给研究道教史、北宋衰亡史带来不便。笔者依诸家文献所载,就三个重要问题作如下钩校。     

明清时期陕西的织造局与铸钱局

明清时期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的设置与生产屡有兴废,以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对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进行全面论析。研究发现,明代织造局常由朝廷派“中官”前来监造,由朝廷相关部门设计“图式”,拟定不同的艺术图案,并选择技术人员从事织造,其费用一般由朝廷和陕西地方各出资一部分;明初铸钱局有“炉座”39座半,位居全国第三位,明代铸钱所用矿产原料料主要靠本地供给,清代先是本地供给,康熙以后主要靠“滇铜”供给,后者由“官商”采办,运输费用巨大;两局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自服务对象的需要,但也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宋代大冶富民监存世时间考

大冶富民钱监是我国宋代一座十分重要的钱监。它于北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始置;后来曾经历过至少三度停铸、复置：其中第一次停铸后,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至八年（公元1075年）之间的某一个时间复置,后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十二月再度停铸,后再复置,后在北宋大观（大观年号共有4年,公元1107年-公元1110年）前后某一具体时间又停铸过一次,在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秋七月己丑又复置过一次;后于南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之后的某一个时间并入了汉阳监。至此,结束了其独立存在的历史,但作为汉阳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铸钱的功能还一直存在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至南宋末年。     

北宋铜铸币额考论

关于北宋铜铸币量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北宋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学界有关铸币量研究尚有分歧的问题,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纠正并确定了北宋各时期的铸币额数.北宋铸币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波动,主要原因有钱监的兴废;铜产量的变化;财政需要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