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市场中赌博？基金博彩行为研究

本文研究了A股市场共同基金对彩票型股票的偏好。以2003-2018年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为研究对象,本文发现,A股市场共同基金股票组合中平均持有约3.49%的彩票型股票,年轻、从业经验短、学历低的基金经理持有的彩票型股票更多;收益率越低、资金净流入越少、业绩排名下降幅度越大,即业绩压力越大的基金持有的彩票型股票越多。基金对彩票型股票的偏好在年末、投资者情绪更乐观时、预期市场收益偏度更高时更强。基金持有彩票型股票损害而非改善其业绩,且持有彩票型股票的基金在其他类型股票上的投资表现也相对较差,表明基金在彩票型股票上并无选股能力,更多因为博彩心理而持有此类股票,是否持有彩票型股票可作为基金整体投资能力的判别指标。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企业产权与公司绩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有机构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不同的企业产权,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股改前、股改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首先讨论了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基金持股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而QFII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没有影响。然后,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产权性质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产权性质和股改过程这两个因素对以基金为首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绩效方面有不利影响,而对还未介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QFII的投资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QFII扩容先过两道“坎”

QFII能否如郭树清所希望的,未来投资占比在A股取得10倍的增量,不仅取决于决策层对QFII同比例的政策扩容,还取决于我国对境外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更取决于A股治理层面的真实提高。A股近半年来的冰火翻转,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作用堪称巨大,其作为战略投资者对A股的投资,对于持续低迷的A股市场,无疑具有稳定和刺激的风向标效应。决策层在去年为吸引QFII投资A股市场,可谓用心良苦:在对QFII额度大幅扩容的同时,沪深交易所更于去年累次派人前往国外,游说境外基金投资A股。     

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筛选策略与企业社会绩效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借助EViews工具,检验中国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以考察机构投资者基于企业社会绩效的持股偏好和筛选策略,选取2005年至2009年沪深两市9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表现出对企业社会绩效的持股偏好,在制定持股决策时会考虑企业社会绩效,尤其是近两年的企业社会绩效。进一步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研究表明,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绩效关系的差异性较大,仅有基金表现出类似的持股偏好。机构投资者整体和基金的持股偏好是源于筛选策略的介入,正面筛选策略比负面筛选策略对持股偏好的影响程度更大,即机构投资者制定投资决策时以正面筛选策略为主要手段,负面筛选策略为辅。     

股票市场融资管制与公司最优资本结构

资本市场不完美对企业融资和资本结构带来的"供给方效应"日益受到公司金融学术界关注。转轨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严格证券发行管制与金融创新管制,给企业融资和资本结构带来了供给方约束。本文选取了1993~2007年期间A股市场发生过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股票再融资管制政策变更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股票再融资管制政策的变更,是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股票市场估值的"市场时机"并不是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显著因素。     

基于政治视角的CEO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西北上市公司为例

合理制定CEO薪酬,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本文基于政治视角--CEO是否是政府指定,以西北地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虑了可能影响西北上市公司CEO薪酬的不同变量,着重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家股、两职分离和CEO是否是政府指定第7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增长机会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股、两职分离、CEO是政府是指定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两职分离.     

向家乡投资: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

本文探讨公司投资中是否存在CEO的"家乡偏好",并且在信息、熟悉假说之外,基于身份认同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代理问题假说,以检验中国情景下公司投资的家乡偏好动机。以手工整理的民营上市公司CEO家乡以及母、子公司地理数据,本文通过民营上市公司—地区—年度样本以及仅包含了异地任职CEO公司的子样本实证均发现:公司会更多在CEO的家乡建立异地子公司,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测试之后仍然成立;并且CEO家乡的子公司相比其他异地子公司绩效更差。这说明公司投资中确实存在CEO的"家乡偏好",并且其更适合以代理问题假说来解释,而非信息和熟悉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身代理问题越轻(CEO持股、年轻CEO)和外部治理越强(机构投资者持股高、分析师跟踪多)均会抑制公司向CEO家乡的投资;代理问题假说解释的"家乡偏好"投资并不存在于董事长个体中,我们虽然也发现公司会更多向董事长家乡投资,但这种投资的绩效并无显著差异,相对更适合以熟悉假说解释。本文从家乡偏好视角将身份认同引入经理人代理行为,不仅在公司投资层面丰富了家乡偏好的经济后果,也以经理人个人偏好拓展和丰富了经理人代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中国情景下经理人代理问题的新证据。     

设计有效的经营者持股激励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财务控制系统设计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考察实施经营者持股激励制度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年到2004年的业绩,本文发现,经营者持股金额与经营者年薪金额的比例是衡量持股激励强度的有效指标,该指标与股票报酬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与会计利润指标没有正相关关系。在上述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持股数量多的、高成长性的公司提高(长期)股票报酬率的效果更加明显。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如果持股数量能对经营者(特别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个人利益有充分影响,经营者持股激励制度会以较低的成本达到较好的效果(公司股票报酬率显著较高)。     

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吗?——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实际控制人选择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本文试图分析这种新生的持股方式能否降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我们通过对2004~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人直接持股公司比金字塔结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业绩(ROA和ROE)与市场业绩(Tobin’s Q),并证实了直接持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价值的3种路径,即直接持股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概率更低,实际控制人更愿意长期经营;大股东占款比例与关联担保发生概率更低,大股东侵占减少;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能够激励其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及市场价值。本文从股权安排的视角发现了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拓宽了两权分离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结果对未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安排与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安则兼善天下":董责险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北大核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管理层的核心任务,故构建促进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董责险是否是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管理层"安则兼善天下",具体表现为:第一,董责险可提升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性,且公司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越差,董责险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用越显著;第二,董责险主要通过提升管理层乐观度来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公司购买董责险更能促进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进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资本市场全面认识董责险功能,进而借力董责险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坐庄行为、股票价格对会计盈余的过度反应与资本配置效率

用市盈率来衡量,A股估值无疑是偏高的,A股需要独立的估值体系这一观点显然无法解释。我们以1998-2009年全部数据可得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坐庄行为在会计盈余等基本面数据之外,对股票回报率和股票价格具有增量的解释能力;坐庄行为导致股票回报率和股票价格对会计盈余过度反应;坐庄行为与未来现金流量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坐庄行为并不具有价格发现功能,而是导致A股估值相对于基本面偏高,将对A股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不利影响。我们的发现也为A股市盈率高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上市公司盈余信息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2000～2003年沪市A股为样本,经过研究发现:盈余信息及时性与机构持股比例正相关。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盈余信息及时性强,是吸引机构投资的动因。机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操纵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强盈余信息真实性,说明机构持股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的经营更加规范、有效。     

QFⅡ投资理念对中国投资者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年第一季度公告中有QFⅡ新进入上市公司前10大流通股股东为研究事件,以沪深A股中满足QFⅡ新持股的3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QFⅡ的投资理念是否引领国内投资者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对中国投资者投资起了引导的作用.     

股票估值模型应用分析

截止2013年3月我国上市公司达到2492家,其中沪市拥有上市公司954家,总股本达24734亿股,流通股本19785亿股,深市拥有上市公司1538家,上市证券2210支,我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如何能够在股市中获利成为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本文对股票估值理论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分析了两种贴现估值模型优缺点。     

机构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吗?——基于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选股能力视角

机构投资者一直以具有较好的选股能力立足于资本市场。本文利用2004-2007年深交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息透明度角度检验机构投资者的选股能力。实证研究发现:与预期一样,在信息透明度评级较高的公司,机构持股比例会较高和持股机构数目会较多,短线机构持股比例会较高;在信息透明度评级上升的公司,机构会调高持股比例和增加机构数目,短线机构会调高持股比例,长线机构投资者并不会基于信息透明度评级的变化调节其持股比例;与预期相反,在信息透明度评级较高的公司长线机构持股比例会较高。因此,提高公司持股机构化的同时拓宽机构投资者信息获取通道是当务之急。     

员工持股计划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企业员工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管理层之外的重要人力资源——员工为研究主体,考察了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且在考虑内生性、测试回归模型敏感性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利益绑定"功能,提升了员工在创新过程中的个人努力、团队协作和稳定性,提高了创新效率。进一步地,基于员工特征的拓展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员工、高学历员工较多或员工薪酬水平较高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更强;基于员工持股计划制度设计的拓展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员工持股,而非管理层持股;非杠杆型、购买折价高、锁定期长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更强;员工持股计划持股人数的扩大可能引发"搭便车"问题,不利于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员工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拓展了以员工为主体的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同时对完善员工持股计划制度设计与促进本土企业转型升级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上市公司增发股票与发行公司债券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财务特征角度

本文以2007年8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增发股票或发行债券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描述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上市公司融资工具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倾向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与非负债税盾、成长性、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与资产担保价值正相关但不显著。同时,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会影响公司融资工具的选择,而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公司融资工具选择的关系不显著。     

有限套利能否解释A股市场资产增长异象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资产增长与未来股票收益之间呈负向关系,这就是资本市场上著名的资产增长异象.本文以2000-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资产增长异象在A股市场的表现形式,并考察了投资者成熟度、信息透明度、套利风险及套利成本四类套利局限性因素能否解释这种异象.研究发现:(1)A股市场的资产增长异象不同于成熟资本市场,表现为总资产增长率正向影响未来股票超额收益率;(2)股价同步性所体现的套利风险、三年期操控性应计所体现的公司信息透明度及Amuhuid的非流动性指标所体现的套利成本,均能解释这种异象,而体现投资者成熟度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并不能对这种资产增长异象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