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若干思考

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 ,滞后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而且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绝对量会大幅度增加 ,这就使得农村的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 ,实现农产品的多层次增值和劳动力的多渠道就业 ,同时大力开发小城镇 ,扩大第三产业规模 ,是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和空间转移的途径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浅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转入非农业部门就业,对改变农村面貌,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劳动力转移模式来看,以1990     

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

文章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从横向看,中国城市化率还偏低;从纵向看,中国城市化低于工业化的偏差正在扭转;从结构看,劳动力仍较多地聚集于农业生产,是资源配置的最大错位.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最大特点是在打破城乡要素分割的基础上实现的.但由于受到就业、生活、交往等多个层面的社会排斥,大多数农村流动劳动力未能实现稳定定居,处于"半城市化"阶段,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会加快,统筹城乡成为公平发展的要求,这些都给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农村劳动力跨境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濮阳市T村个案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成为必然趋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就地转移和向城市转移是主要转移方式。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城市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对外劳务输出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第三条道路＂。本文以河南省濮阳市的T村为个案,利用劳动力迁移理论,探讨了农业大省农村劳动力跨境就业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与社会政策选择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就业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并且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仅关系到经济能否持续高增长,关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而且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对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甘肃省在全国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 ,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是 :①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 ;②经济发展慢 ,特别是乡镇企业不发达 ;③一系列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是解决甘肃省农村发展问题的突破口 ,而当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又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在这种形势下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应采取市场主导与政府指导、农村劳动力开发与城镇非农产业发展、向小城镇就近转移与区际转移的“三结合”加速转移模式。     

15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中央:提防人口大国无人种地

无人种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15位院士联名向中央提交《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指出,若不     

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9—2013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两者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村劳动力转入越多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均衡跨越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中间力量模型”的构建

文章在借鉴“推一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全过程出发．着眼劳动力转移的中间环节,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力量模型”,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1997—2009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通过构建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联立方程模型,运用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法(3SLS)实证检验了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化与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且显著于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本地市场效应、开放型经济都有利于服务业集聚的产生;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第三条农村城镇化道路探索--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

当前中国以异地化转移的城镇化模式已暴露出众多的问题,这种以人口非家庭式迁移和异地转移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予以改变。通过对中国第三条农村城镇化道路进行探索可知,以企业战略推动的统筹发展型就地城镇化模式能够弥补前两条道路的不足,可以实现整村、全家同步转移,农民到市民一步的转换,具有多元正效应。在就地转移的第三条道路中,个体的搜寻成本、心理成本、交通成本和住房成本明显低于第二条道路中相应的成本,而生活成本和学习成本则相差不大。将个体劳动供给经典模型进行扩展可知,当工作时间相同时,第三条道路的劳动者个体拥有较高的实际收入和效用水平;从家庭效用模型中也可发现,家庭部门愿意提供的就地转移劳动数量要多于异地转移劳动数量,其更倾向于第三条道路下的就地转移方式。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已实现了大规模的转移,且具有逐年增加、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向沿海地区集中的特点,但劳动力市场制度分割、户籍制度与农地经营政策、劳动力素质偏低且劳动力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因素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为此,应采取积极措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步伐,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并加大教育和培训投资力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提高转移质量。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关系着中国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文采用CLDS(2014)调查数据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考虑市民化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可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从健康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了总体健康、精神健康、活力、生理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从产业角度看,对比第二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说明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力度不够,应加快产业升级,减少或避免劳动者的危险或重复劳动。个体差异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个体差异的起点(教育程度)和个体差异的终点(收入水平)看,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户籍制度(尤其是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差异)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要想改善转移人口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持续对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     

从人口学的视角看中国“三农”问题——试论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过多的压力,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人口领域的反映,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互动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引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协调度概念,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综合水平与城市化综合水平协调度测度模型,以吉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近10年来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与城市化从不协调转变为协调,协调度界于Ⅰ类～Ⅵ类之间,说明两者之间协调度存在着波动性。1997～2002年,吉林省在特殊历史背景和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减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错位,为不协调时期;2003年以后,政府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协调关系的加强,使得协调度从2002年的Ⅵ类失调型转变为Ⅰ类协调型。     

城镇化、人民生活水平与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机理研究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引入地理地貌虚拟变量,对2010—2013年我国城镇化、人民生活水平与旅游业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3年间中国旅游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且在地理区位上已然形成了稳固的差异化集聚群体;城镇化率变化虽未表现出对旅游业发展的显著直接影响,但是却有着潜在推动作用;城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表现出对旅游业发展的显著正向促进,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则为不相关。此外,旅游业投资、地理地貌情况也对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