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籍贯为洛阳补证

关于刘长卿的籍贯,历来说法不一。唐代诗人姚合编选的《极玄集》,说他是宣城人。《新唐书·艺文志》称他为河间人。最近,傅璇琮同志在《刘长卿事迹考辨》(见《唐代诗人丛考》)一文中,根据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已》两首诗推断说:“可见他在洛阳、襄阳一带是有家院的,很可能这一带就是他早期的实际居住地。”说早期住洛阳很是。兹再补证如下: 刘长卿在《送严侍御充东畿观察判官》一诗中写道;“洛阳征战后,君去问凋残。……故园经乱久,古木隔林看。”此诗称洛阳为故园,词意极为明确。此其一。另,《金陵西泊舟临江     

《北游还酬孟云卿》应为张彪诗

《全唐诗》卷259载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诗,与同书卷149载刘长卿《北游酬孟云卿见寄》为一首诗重出(未标互见)。查《刘随州集》亦录此诗,仅个别字不同,诗日:北游忘前事,志愿能相乖。衣马久羸弊,谁信文与才?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行行无定心,(土禀)坎难归来。慈母忧疾疹,至家念栖哀。与君宿姻亲,深见中外怀。俟余惜时节,怅望临高台。这首诗,我认为应为张彪诗,理由如次。首先,此诗《箧中集》作张彪诗,这是很有权威的证据。《箧中集》编选者元结,与张彪为同时人,又是同乡。其所作《箧中集序》说:“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尽作;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日《箧中集》……凡七人诗,二十四首。”元结就其箧中所藏编定,又加精审,绝不至将刘长卿诗编在张彪名下。其次,杜甫与张彪过从甚密,对其诗歌和书法评价很高。他在《寄张十二山人彪》中说:“独卧松阳客,三违颖水春。艰难随老母,惨淡向时人”,令人联想到此诗“慈母忧疾疹,至家念栖哀”的生活艰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与唐诗拟题

刘长卿的传世名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拟题特别,为何不说《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居》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宅》,而是将“居”、“宅”抑或“房”、“院”、“室”、“屋”等中心词省去不述,成为一缺少必要句子成分的不完全句,徒令人费解。查全唐诗,类似这样拟诗题的,并不是个别现     

"芙蓉山"考辨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唐人刘长卿的这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抒写了旅途劳顿中的欣慰之情 ,清妙自然 ,神韵悠远 ,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寒山风雪夜宿图 ,千百年来 ,脍炙人口 ,引起了无数旅途漂泊中的迁客骚人的强烈共鸣。但芙蓉山到底在哪里 ?一直众说纷纭。好多注家注释此诗时均说 :“芙蓉山 ,不详”,为理解此诗和认识刘长卿留下了遗憾。山以芙蓉为名者很多 ,如福建闽侯县、广东曲江县、湖南桂阳县和宁乡县、山东临沂市的苍山县 ,皆有芙蓉山。以上诸山见于刘长卿诗集的注本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另外 ,邹志…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元好问的“外家”在何处?

元好问写过一首《外家南寺》诗和一篇《外家别业上梁文》。这个“外家”在什么地方呢?《外家南寺》自注说:“在至孝社,予儿时读书处也。”郝树侯先生在《元好问诗选》《外家南寺》诗的题注中说:“清道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

一、“别材、别趣”说的开创性在众多的宋人诗话中,严羽的《沧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它的开创性表现在要探讨诗与文“别”的内容。“别”指的就是诗歌的特性。《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之“材”是什么?《诗话》没有正面解释,但可以从它所反对的诗风来作推论。《诗话》说:     

司马迁《诗》学体系试析

司马迁的《诗》学观大致基于汉儒“诗言志”说,但又融汇了自己的身世遭遇。他的《诗》史观,主要坚持“孔子删诗说,”但亦不完全否认流行于先秦的“献诗说”。在对《诗》的使用方面,主要承绪先秦“赋诗言志”和“诗载史”传统,又颇多形式创新。     

《金瓶梅》《笑笑录》之异问

一首小诗 ,把明代小说《金瓶梅》与清代笑话集《笑笑录》牵连在一起。《笑笑录》卷五载有《王姓诗》,诗曰 :　　三槐旧族实堪夸 ,听我从头说几家 :　　小二沿街敲鼓板 ,老八到处送琵琶。　　已无道士能降怪 ,剩有虔婆惯卖茶。　　地下若逢韩捣鬼 ,岂宜重问后庭花。　　严格地说 ,不如说诗是口口相传的顺口溜。诗前按语 ,谓是“旧诗”。惜未指明“旧”是何时 ,诗作者为谁。　　诗确是借《金瓶梅》之事 ,嘲王姓之人。嘲王姓谁某则无法指实。诗从嘲王角度 ,审视《金瓶梅》,启人新思路 :　　惯卖茶 ,一个“惯”字道出 :《水浒》《金瓶梅》中 ,王…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释皎然的诗歌主张

释皎然、俗姓谢名昼,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杼山,和颜真卿、韦应物唱和,二人都很看重他。所著《诗式》引有徐凝《京都还汴口作》,凝是元和时人,可见皎然的长寿。他现存诗七卷,载《全唐诗》卷三十。《新唐书·艺文志》载:“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注云:“僧皎然”。《直斋书求解题》卷二十二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说:“《诗式》一卷”。又说:“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体乃末一条,陈氏不应举以概全书。陈氏又载正字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使仅如今本一条,则不能拟为一卷矣,殊参差可疑。又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几点补充意见

孔丘(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也是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人①。但是,有关孔丘“删诗”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提出孔丘“删诗”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自司马迁孔丘“删诗”之说一出,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赞成孔丘“删诗”的,可以班固、王(辶免)、刘知几等人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孔丘“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邶风·燕燕》是两诗误合?

《诗·邶风·燕燕》的解释历来异说纷纭,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毛传》,谓“卫庄姜送归妾”。郑玄《笺》云:“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已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于野,作诗见已志。”因《笺》所言诗之本事与《春秋经》合,此说影响颇大,朱熹《诗集传》不得不“姑从序说”许多《诗经》研究者如姚际恒、方玉润、陈子展均从此说。其二是袁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