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与摆脱的调和——历史剧《胆剑篇》再解读

《胆剑篇》是曹禺完成的第一部历史剧,在曹禺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该剧是领导出题目的产物,并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但它从细节结构故事,以尊重历史和摆脱历史的束缚相调和的处理人物的方式,不仅突破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图景,而且融合了“虚”、“实”对立的两种历史剧观念,使其成为当时众多“卧薪尝胆”戏中最为突出的一部。分析这部作品,不仅可以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而且对研究当代历史剧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科学与人文整合的一种模式

遵循整体观和相对性理念，在“认知思维模式”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无学科界面、自然融合型的科学与人文整合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与人文长期以来的分割与对立的局面。并依据该模式提出了“‘组织结构’决定‘性能＇”法则、“更大层次系统对系统制约的第一性”的“伦理”法则、“子系统之间和谐共存”法则等思想将引导人类走上“天人合一”的和谐永续的文明道路。     

古伊朗神话中“世界末日”预言的哲理思辨

谢林曾断言:“希腊神话富于象征性,印度神话极重比喻性,波斯神话则流于程式化”。笔者认为,伊朗神话确属西亚北非神话的善恶二元论的结构模式,一切观念都基于“程式化”的善恶二本原的对立;但深入分析,其固定的结构模式和观念内层,却充溢着生气勃勃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维。本文从前伊斯兰时期的古伊朗神话中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故事,探讨了古伊朗民族的哲理思辨,以求得对古伊朗神话和文明的正确理解和评价。     

我国中小学德育课教科书叙事模式的分析与反思

我国德育课教科书中存在着大量的叙事,从叙事的模式分析这些叙事呈现出故事发生情境极端化、故事结构高度结构化、故事人物功能定型化、故事情节发展的线性化等特点。叙事模式中潜藏着这样一些价值预设:抽象单一的道德观;二元对立的人性观;客体化的学生观等。在新课改背景下这种叙事模式是值得分析和反思的。     

“画中女”故事文本流变及意涵阐释

“画中女”故事是以人类男子与画中女子产生恋爱、婚姻等情感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故事,在“AT分类法”中作“400B画中女”。中国“画中女”故事自魏晋南北朝产生以来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在搜集故事文本的基础上梳理“画中女”故事的流变,能够揭示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呈现特点,探寻古今“画中女”故事文本在语言与程式、主旨与情感方面的明显差异。“画中女”故事在本文结构与人物角色、民俗事象背后,隐附丰富的叙事与文化意涵：叙事层面,关乎性别、身份与伦理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叙事中完成关系的调和;文化层面,“画中女”角色与呼名、食饮等民俗事象映射原始思维与多重文化意蕴。     

神人之辩: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的叙事解读

叙事学方法是 2 0世纪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逐步走向成熟的形态学理论 ,它通过探索民间故事和其他文学文本的角色模式与叙事程式 ,来挖掘其深层的故事结构 ,并从结构形式中呈现其文本意义。文章运用这种方法来解读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 ,认为其原型叙述和角色模式所展示出的深层结构是强与弱的辩证对立 ,同时故事的原初形态还应包括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古神话母题即“神人之辩”母题 ,寓含着用火文明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U”型结构——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余华的《文城》由两个故事组成,其各自形成心理层面上不同的“U”型结构。两个叙事结构因相似对称而成的“U”型图式又反映了余华创作的走向：从“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兄弟》的“争议”和《第七天》的“滑铁卢”,形成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这个“共振”的“U”型结构中可以看到余华的写作历程和构成“创作共振”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余华在未来文学写作情感上的转向。     

白族“斗龙型”故事的结构分析

白族中流传着诸多关于龙的故事，斗龙型故事是其中重要的一类。本文通过文本分析和结构分析对这类故事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研究，揭示这种对立关系所反映的白族民众内心存有的朴素的善恶观，以及白族民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意识。进而指出，此类故事所展现的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以斗龙型故事的结局最终是二元对立的消解。     

民间精神与王统照乡土小说

王统照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比较成功。在反映广阔社会现实的同时,积极高扬民间的价值立场。这一价值立场与齐鲁地域流传的“水泊梁山”故事有着深刻的渊源。民间故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很好地适应了作家主题表达的需要。小说的民俗描写对克服“左翼”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等弊端起到了积极作用。     

机关算尽太聪明，学样不成一场空——从长鼻子故事看“赏善惩恶”模式构成要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常常融入民间故事中,引导民众向善弃恶.<长鼻子>故事就是这类故事的代表文本,它以其特有的赏善惩恶结构叙事,集中体现了民众的善恶观.通过对<长鼻子>故事的分析,可归纳出"赏善惩恶"模式的构成要素,即此类故事多以契约式叙事开始,由两个对立主角、两个对称行动和两种迥异结局构成.这种叙事模式以对比强烈的赏罚效果,在寓教于乐中培养了民众的善恶观.     

角色结构与范畴再描述

在本文的姊妹篇《角色结构:二元还是三元?》中,笔者对结构叙事学家们——尤其是格雷马斯——对叙事作品的行为主体(角色actants)的描述及理论基础结构二元对立原则进行深入检讨,分析了格氏角色范畴切分和描述的不足,尤其是其依赖的二元对立原则的不足,指出,即使在语言学领域,二元对立也不是语言组构的普遍规则,而把这一规则运用到语言学之外的领域——如叙事学研究,其有效性一样极有限度——如果不是更为有限的话.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巴尔特关于语言的“中性化”观念,拉康用以描述象征界主体构成的“能指/所指/能指”三维结构模式,以及各民族文化崇“三”崇“中”的文化惯例与习俗,尤其是叙事作品内在构成与男权社会家庭三维结构的本质性关联等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有关思想,提出用三极鼎立模式代替二元对立原则来描述叙事作品(主要是神话、童话、民间传说等古代故事性较强的作品)角色构成的设想,本文正是这一设想实施的结果.     

常态与癫狂的价值错位--从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看沈从文的深层意识结构

在沈从文笔下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如城-乡、生活-生命等,正是在这些对立结构中沈从文作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评判。与这些二元对立结构相关的则是另一深层意识结构:常态与癫狂的二元对立与价值错位。这一深层意识结构或隐或显地体现于他对一个故事三次不同的讲述过程中。     

有效学习第二语言的条件与教学模式的对比和选择

从第二语言习得和课堂教学的角度探讨了有效学习外语的四个必要条件,并据此对“传统的外语教学”(PPP)和“任务型语言教学”(TBLT)模式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理论层面的分析表明,PPP模式不能满足有效学习外语的必要条件,而TBLT模式则能满足这些条件。对两种教学模式的对比表明,PPP和TBLT是建立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语言观和对语言学习过程完全对立的认识基础之上。尽管TBLT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然而,从有效学习外语的四个必要条件来看,TBLT无疑是能够满足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之一。     

唐代人鬼相恋故事的几种模式

根据故事情节发生的特点，唐代人鬼相恋故事大致可分为类冥婚型故事、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亡女复活型相恋故事、路遇型相恋故事四类。类冥婚型故事依附于冥婚习俗，多发生在人间男性和女鬼之间；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的经典模式是“禁忌～惩罚”，故事中男子或是气色有异或是暴亡，不具备重情之特色；亡女复活故事表现的足追求爱的力量强大以至于死而复生，给人以很强的震撼力；路遇式人鬼桕恋故事重在对男女两情相悦的描摹和歌颂，是义人幻想爱情的白日梦的载体。庸代人鬼相恋故事不但丰富了古典小说的题材，其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的发生模式，对后世同类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西藏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西藏经济发展在全国是最落后的。落后地区如何确定经济发展的目标,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国内有的学者曾经把社会再生产分为两种模式:“速度型”和“结构型”,简言之,前者追求发展速度,后者追求结构效益。其实这两种模式应该是对立的统一,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坏。一般而言,应该在讲求结构效益的基础上求速度,让一定的速度促进结构合理化。结构表现着一种长期的本质的关系,速度表现着一种短期的表象的关系。西藏要改变落后面貌,是以几个经济指标为基础,规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百分比作为目标好呢,还是不那么强调速度,而把重点放在解决经济因素的内在关系方面,以求得合理的经济结构或合理的经济内在关系为目标好呢?     

研发能力、市场竞争与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通过整合TOE框架,以80家上市物流企业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上市物流企业产生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分析三重层面因素影响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和抑制路径。结果发现,在5条产生高创新绩效和4条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中,均存在三重层面之间的替代关系。其中,高创新绩效有“创新-竞争驱动型”“研发-竞争驱动型”“三重层面并驱型”和“结构-竞争驱动型”4种不同模式,且在4种模式中均存在市场竞争势力的共性因素;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势力均为核心变量,在促进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文章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双方的对立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观上，个体主义坚持化约主义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秉持反化约主义的立场；对立的结果是个体主义犯了“消亡论”错误，而整体主义则陷入了“物象化”的陷阱。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采取了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了外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其结果导致“个人”在个体主义那里“社会化不足”，而在整体主义那里则“社会化过度”。文章最后认为，超越二者对立的方向之一是解决“社会结构”和“主体行动”的发生学根源和再生产条件。     

孤儿角色与成年仪式

以“孤儿”为主人公的民间故事遍布世界各地，其故事类型主要有“田螺姑娘型”、“天鹅仙女型”、“找幸福型”、“百鸟羽衣型”、“两兄弟型”和“灰姑娘型”等。孤儿的性别有男有女，他们总是在少年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并遭受各种磨难和考验；但同时又得到他人的帮助，最后孤儿总是获得幸福。由于孤儿角色涉及的故事类型较多，本文仅就田螺姑娘型故事探讨“孤儿”的角色及其成年礼内涵。一田螺姑娘型故事常被学者们归入“幻想故事”或“童话”一类，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为400C型。我国田螺姑娘型故事大都与报恩的主题有…     

"可能的故事"——对杜拉斯《情人》二元对立结构的解读

本文通过对《情人》文本的分析,认为《情人》是一个由许多代码复合构成的"可能的故事",这些代码包括种族、阶级、性别、性权、年龄、性格等一系列呈二元对立的结构,同时这些结构中的每一个都致力于对其它结构的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并最终致力于对男女主人公二元对立的消解。     

民国“时事型”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机制与传播效应

蔡东藩、许啸天、陆律西等人的民国“时事型”历史演义小说,对民国历史进行及时迅速的“演义”,将琐碎零散的历史事件编织为精彩纷呈而又有因果序列的“故事”,在对这些历史的书写与阐释中,作者与读者围绕文本形成了一个亲密性的阅读共同体。这个阅读共同体的类型期待、趣味模式决定了小说的叙述成规与策略,如以史为鉴道德训诫立场下的忠奸善恶对立、寓教于乐中的传奇香艳等。另外,如何演绎历史时事文本,也受到政治环境、大众传媒的制约,这些民国演义小说既有批评空间开拓的努力,也有服从市场运作机制的媚俗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