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小说的女性/人类意识

通过对福克纳几部女性中心小说人物形象的考察与分析,将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种类型,由此透视作家女性意识的几个层面和作家一以贯之的人类意识。福克纳在小说中对女性意识与人类意识的一体观照,使其女性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射着厚重而独异的光彩。     

"五四"男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梳理,发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女人异化史.具体分析一些"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可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仰视中的女性形象;二是俯视中的女性形象.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男性为本位,故在根本上难以还女性以历史真相.     

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

我国新时期文学在挖掘生活深度和广度、展示时代风采与面貌、反映社会发展及其趋势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塑造了一大批不同身份与职业、不同教养与情趣、不同遭际与命运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一系列形象不论是经男性作家深沉睿智的目光审视过的,还是由女性作家空灵独特的笔触描绘出来的,在人类两性之间、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应占有的位置和承担的角色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本文将以男女两性应分别代表对立两极的“平等者”,以各自的主体存在价值支撑人类共同的天空为立足点,对照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突兀出她们各自的失误和偏差,并试图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及生理学等方面对真正的理想的女性形象作一个大致的概述。     

孙犁与赵树理小说女性形象之比较

孙犁与赵树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迥然有别。前者散发着诗意之美，凝聚作家对人性美的崇敬；后者则显现着世俗之真，在凡俗生活中发掘人性悲剧。人物形象的不同与二位作家观照女性世界的不同视角有关。     

圣洁与卑微——略谈川端康成的女性观

川端康成是一个擅长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女性形象的塑造几乎贯穿其毕生的创作,他的作品渗透着对女性的独特感觉和理解,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研究他的女性观,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人性作家复杂、矛盾的女性思想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解读高尔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流动性

高尔基人类文学史上一代大师,他以独特的创作风格与视角给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贫苦人民生活的画卷.在他的底层画廊里女性人物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她们生活在贫困、压抑和恐惧中.作家通过自己犀利的笔给我们刻画了底层女性的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们是具有流动性.在作家的前期作品中女性形象大多是被动的,后期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主动的.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女性形象解读

杰克·凯鲁亚克创作的小说《在路上》刻画了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基本可分为家庭天使类女性、妖女荡妇类女性以及新生代女性形象,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作家的女性观矛盾的两面性,既有主体对女性的关爱与同情,同时又有着个人的保守与刻板。反映了作家仍然没有摆脱掉男权制社会的藩篱,对于女性的同情与关心是不彻底的,有意无意的把女性仍然看成了是男性想象、欲望以及恐惧的寄托载体。     

压抑苍凉深邃的女性世界--张爱玲小说中人性被虐杀及其成因

在传统男性话语中,女性受压抑的声音和女性主体意识长久地躲避在男性声音的后面,隐而不显。张爱玲采取的就是将女性放在从属的位置上,让她们自由言说自身的压抑和苍凉。张爱玲以女性世界人性的被扭曲、被虐杀为着眼点,并专注于人性和人性的弱点,成功地刻画了一群人性扭曲的女性形象。她的“苍凉美学”取决于张爱玲的性格特质,在她笔下的阴性荒凉情境中,暗藏了现实作家与文本女性的双重情感。     

铁凝《玫瑰门》的“女性人性”探微

80年代后期,以《玫瑰门》的发表为标志,铁凝即被公认为当代最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之一,该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致的笔触,通过司猗纹的一生展开对于女性的欲望、女性的人性和生存状态的深度刻写,揭露了隐藏在女性人性中的丑陋与血污,向人们展示了女性生活的另一面。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通过文本中庄家三代女性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女性人性样态进行探析,以期揭示女性人性的复杂本质。     

民俗视阈下的女性阅读——以郁达夫《迟桂花》为例

郁达夫的《迟桂花》塑造了“莲”这一女性形象,对其潜在、隐性的“寡妇”民俗身份展开女性阅读为“莲”的反常举止提供了合理的根基,对女性人性的开拓也更为深刻。而对男性视角进行颠覆性批判的同时转而关注女性与语言、符号的关系,也是女性阅读在文中得以实践的一个重要策略。基于此,对其他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笔下的女性民俗进行解读,可以更深层地探析女性民俗与女性人性开拓之关系,揭示女性民俗的内在审美本质。     

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看赫丝特与安娜

<红字>中的赫丝特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是世界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文学典型.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她们是以"夏娃"为原型的形象.但由于对两位作家产生影响的宗教流派不同,使其宗教内涵有所差异.同时又因为两位作家共同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都通过两位女性形象对传统基督教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修正、批判和超越,殊途同归地走向了一条探索人性之道.     

论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兼谈老舍的女性观

在老舍小说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 ,活跃着大量的女性形象 ,与庐隐、茅盾、巴金、萧红等作家不同 ,老舍擅于从伦理意识的角度来展示女性命运 ,把女性命运作为反封建的一个切入点。由此抨击了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 ,呼唤女性价值和人性的复归。正是这样显示了老舍女性观的“五四”时代精神     

民间视阈下的《红高粱》与《还乡》的女性叙事

莫言和哈代都是民间文化的表述者,他们的小说都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在此文化视域下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其中以《红高粱》中的凤莲和《还乡》中的游苔莎最为典型。在两人的女性叙事中,既有相同又有差异：首先,他们都描述了女性的本能欲望,但对欲望的态度不同;其次,都描述了女性的反叛,但反叛的基点不同;最后,从两个作家对女性的理想化书写中,深层揭示差异性背后蕴涵的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

“狐狸”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然、人文和人性美的形象,置身于(《聊斋志异》的审美体系中,这是蒲松龄的大胆创造.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美女狐精翻案,使狐狸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关的象征,重要的是,它又是女性聪明、智慧的化身.本文从狐狸形象的产生与来源:蒲松龄的大胆创造: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美的象征三个方面,论述了蒲松龄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和赋予的审美新价值.这一切,都是与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新理解有关.     

雷平阳散文创作风格论

作为当前“新散文”的重要作家,雷平阳的散文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出对民族传统观念的关注;二是以唯美的方式揭示丑陋的人性与欲望;三是以感性的方式切近事物的本质,重视意境的营造和词语的陌生化效果,具有诗性因素。雷平阳等人的新散文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新动向。     

战争空间、欲望空间与个体空间：《色??戒》的空间书写

在《色·戒》独特的空间中,充满着二元对立之间的矛盾。张爱玲将个体生命在感性空间(色)与理性空间(戒)、人的自然属性欲望空间(色)与社会规范空间(戒)、国家空间(戒)与个体空间(色)、革命空间(戒)与欲望空间(色)之间的关系书写得淋漓尽致。在《色·戒》的空间中,男性和女性的情爱伦理观念在战争空间背景下表现出性别上的差异和交融。对于生存与死亡,拯救与沉沦、妥协与抵抗有着深刻的思考,读者在战争的异化空间中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的艰难性,以及对自我的认知的迷茫性等。张爱玲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战争体验出发,对沦陷区的上海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建构,在战争风云的城市空间中,来解析王佳芝的生存处境和人性特点,还原王佳芝欲望生成的过程,展现灵肉结合与分离的挣扎与苦痛,深掘了宏大的革命英雄话语下的人性的挣扎和斗争。她对战争的独特的观察和体验,对于城市的感知、想象与呈现,都使这篇小说在人性的思考上闪现出迷人的光芒和色彩。      

朝鲜朝汉文小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汉文小说的创作贯穿了朝鲜朝500年的历史,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从当时汉文小说的创作群来看,都是男性作家,这为男性目光中的女性形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深入解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构建的深层动因主要是对具有传统美德特质女性形象的恪守,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写真以及难舍玉洁冰清。     

论作家形象

本文提出了“作家形象学”的学科分支概念,从内涵、系统构成、特点、理论意义等方面,对作家形象这一文化符号现象作了初步论述,认为：作家形象就是社会公众以作家某些个性特征为核心,通过对其思想方面的某些要素加以概括,而在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起来的,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定型化形象;作家形象由理性评判系统和感性印象系统有机构成;它的特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动态性与稳定性、集体性与寓言性等;作家形象在文学领域内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     

明代志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德观念

通过对明代志怪小说中以鬼为中心的女性形象分析,发现志怪作者秉持着儒家教化观,在女性形象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浓重的女德观念,其具体表现为生育与持家;加之它又是建立在明代士人的修齐治平理想之上,所以明代志怪女性形象承载的是男性作者的女德观念。同时又与男性的内在欲望结合,成为了男性单纯的性幻想工具。女鬼形象由道德的木偶变为人性的反映,从而扩充了明代志怪女性形象的内涵。     

古代文学“桃花+女人”题材作品女性形象浅析

古代文学"桃花+女人"题材作品涉及不同阶层、际遇的众多女性,按生命状态与形象特色,可大致分为壮实农妇、感伤少女、薄命红颜、刚强义女四类。这些形象反映了在男权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寄予了作家们对女性的审美理想与欲望感情,具有文学和社会学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