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现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再思考

本文首先对现行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原则提出质疑,指出将婚后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一律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提出夫妻分居期间的各人所得,在不违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的前提下,应视为个人财产的观点;建议设立夫妻特有财产的管理权,以弥补夫妻共同管理权在实践中难以操作的缺陷。其次,对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的夫妻约定财产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立法建议。     

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若干建议

随着夫妻家庭财产的快速增长和个人财产权利意识的日益加强,我国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进入新阶段,原来的夫妻财产制度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修改和完善夫妻财产制度.为此,有必要结合学术界的争议与司法界的问题,分析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和具体规定存在的缺陷,提出构建夫妻法定财产、约定财产等夫妻财产制度的基本体系,并分别就夫妻共有财产的表述和范围、婚后财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的期待利益、婚前财产的增值、继承或受赠所得财产的性质、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和内容、个人债务的举证责任、夫妻财产的管理权、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论全民所有制企业两权的离合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如何解决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矛盾统一的问题。本文拟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讨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关系,论证两权离合的历史趋势,为深化改革抛出引玉之砖。     

关于我国婚前财产协议的立法完善

基于尊重婚姻当事人契约自由的理念,不少国家的法律支持婚前财产协议。而我国现行婚姻法在支持婚前财产协议的同时缺少明确的必要的规制,导致实践中当事人婚前财产协议的内容五花八门,司法裁判也各不相同。为了保护婚姻当事人的权益以及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我国婚姻法应明确设定婚前财产协议的原则及其衡平规则,例如规定以婚姻自由为对价的婚前财产协议无效等,应增设兼顾财产静态价值与动态增值的夫妻财产制类型,应增加管理权、清算程序作为财产约定的内容,应明确规定婚前财产协议生效的时间以及公示要求、变更以及撤销程序。     

论高等学校自主权的法权范畴

高校自主权是国家教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规定和认可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权”,其本质是一种公权力,其权力范畴包括独立的财产权、自主的办学权和法定的管理权。     

辽宁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影响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妇女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代际教育传承,而且也影响着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取得.利用实地调研资料,从收入占比、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经济决策权和家庭经济自主权四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农村妇女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家庭中经济地位越高.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对家庭收入进行管理比重基本在40%～50%之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妇女对收入支配权、消费决定权、财产优先使用权、对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之间随教育程度呈稳定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对经济决策权的影响越大.从决定从事何种生产、决定购房或盖房及选择地点面积的权利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决策权越高,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也越高.因此,把农村妇女教育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创造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农村女孩完成义务教育,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唐代家庭中的夫妻关系

在唐代家族向家庭转化的过程中,夫妻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人身上,唐代一般认为妻是夫的附属品,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人身权利的;在财产上,妻子是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的,只有在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才能继承或者处分财产;在感情上,唐代夫妻感情淡漠化。而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的矛盾更是唐代特有的现象。     

信托本质之探讨

我国自颁布信托法以来,理论界的质疑和实务中的信托危机始终存在。本文比较两大法系有关信托制度的理论研究,分析信托的本质属性,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现有民法原则和物权制度的解释和改造,能够建构适合大陆法传统的信托制度。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在自益信托中,受益人亦是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及其收益享有所有权,在他益信托中,受益人享有信托收益的所有权以及对委托人的代理权。      

"乌如卡吉那改革"真实性质疑--拉旮什城邦行政档案研究札记

从吉尔苏出土的"夫人庄园"的档案来看,乌如卡吉那是合法地从前任卢旮勒安达的手中继承王位,并不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是通过"革命"推翻前任.乌如卡吉那的夫人萨格萨格十分尊敬前任夫人巴腊楠塔腊,和她一样主管"夫人庄园",只不过把自己管理的王室财产名义上称为"巴巴女神的财产".根据乌如卡吉那的铭文,他减免了一些税收,扶贫抑富,主持了公正,但这些措施和两河流域的其他的统治者上任后所采取的措施基本是相同的.他虽然把王室财产称为神的财产,但在政治、经济、宗教、法律以及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等方面始终维持传统的制度,沿用前任的方针和政策,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     

论家庭信托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家庭信托是最早的一种信托形式,是人们运用用益方法处分土地这种家庭财产的产物。在用益制的结构中,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之间关联互动,构成土地用益关系的基本要素。在用益制发展的早期,普通法只承认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土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但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用益关系仍属道德调整的范畴。衡平法兴起之后,才逐渐将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法律关系,后又以判例形式确认了“双重用益”的有效性,家庭信托由此产生。基于信托的财产隔离功能,设立家庭信托的家庭财产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相区隔,避免了财产混同和损失。家庭信托早期主要用于家庭财产安排,而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则体现在家族财富和事业的传承上。土地财产管理是家庭信托的一种原始基础功能,信托机构可将其应用于我国家庭土地财产的管理。     

论家族企业血缘管理模式的弊端与对策

家族企业是一种较为古老的企业形式，其血缘管理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如家长独裁、用人唯亲、产权封闭等，这些都极大地妨碍了家族企业的发展。家族企业要想实现永续性经营，就必须进行改制，调整其产权结构，改变其管理方式，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和选人用人机制，另外，还需要国家为其改制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国内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发展思路探究

目前,国内一些大型家族企业已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代际交替,但相当多的家族企业在权力交接中存有障碍：或者是由于代际间缺乏共同的梦想;或者是由于“两权矛盾”,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难以达成信任关系。因此,家族企业要保持基业长青,必须重视接班人的培养,把培养问题提上企业的议事日程;要建立继任规划,形成科学的接班人选择制度;通过制度管理企业,淡化家族制;注重在家族企业内部培养职业经理人。     

现代公司治理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现代公司治理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纽带,以分权、受托、代理、诚信责任、价值实现和增值等概念为内涵的机制,其实质就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公司权力制衡机制,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很不完善,极大地影响了公司正常运行。建立行之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很好的措施。     

中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珠三角和长株潭地区180个家族企业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运用SSPS18.0软件对中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显性契约治理模式中的市场契约和组织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较大程度的正相关性,产权契约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程度不大,而职权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负相关性;隐性契约治理中的家族契约和关系契约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影响不大,文化契约与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具有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性。相对而言,显性契约治理模式比隐性契约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更大。     

国外主要国有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及比较分析

国有林一直是世界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公有林依然是主体构成,占全球森林面积的84.4％,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七个国家的国有林的平均比重达到62.36％.目前世界上国有林的主要管理体制有中央政府主导的垂直管理、以州为主体的垂直管理、以省为主的分级协调、管理与经营分离等四种管理体制.在对这四种管理体制的体制形式、组织机构、人员和资金安排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管理体制上,都是基于国有林资源所有权确定,而且都遵循所有权和管理权限对应的原则,具体经营活动都不同程度引入市场机制;在管理机构设置上,世界各国国有林管理设立专门的管理组织机构负责国有林的管理工作,大部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明确了国有林的具体管理职责和权限;在用工制度上,国有林的管理人员实行公务员制度,具体经营人员按企业化管理;在资金管理上,基本都实行资金全额预算,收支两务线管理.上述国家在国有林管理中体现的生态优先、分类分级管理、政府主导资源管理与具体经营活动市场化,健全法律法规等对我国国有林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与启示.     

制度创新: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思路

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实施三大创新。一要创新产权制度,实现从单一产权到多元产权的转变;二要创新治理结构,实现从单边治理结构到法人治理结构的转变;三要创新管理制度,实现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转变。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洛阳市工业企业经营状况的综合分析

以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公布的数据为依据,对洛阳市工业法人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因子分析:目前效益较好的资源开采产业,必须未雨绸缪,增加科技投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应重点抓好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进行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应设法盘活亏损严重的企业这部分资产。     

家族商号传承与治理制度的演变——-以胡开文墨业“分产不分业”为例

“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乏长寿家族商号。基于史料,通过从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延续近两百年、实现家族内部数代传承的胡开文墨业案例,可知“分产不分业”的继承模式是胡氏家族商号实现数代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承模式是在资本诸子“均分”的前提下,商号的经营实行“不分”,实际上实现了家族商号的“单传”。这种传承模式在明清商人家族中并非个例,其形成有着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分产不分业”本质上在产权层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进而促进了合伙制和聘用代理人等有利于传承的制度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现代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