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汇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著作,一是《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以下简称《现代观》),一是《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以下简称《女性叙写》)。《现代观》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篇长文,后一部分是前几年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陆续发表的十五篇“迦陵随笔”。本书站在现代立场,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词学的一些基本、核心     

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

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人物,词学研究只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他是20世纪词学史上科学地阐释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第一人;他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对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解决了词史上的“千年之惑”;他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论、词论和西方诗学的某些成果,解读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和温庭筠《菩萨蛮》14首,不仅新意扑面,妙趣横生,而且发明了两种全新的读词方法。他的词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其贡献却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词学思想和治词方法,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探索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另一个维度——《词录》与王国维“为学三变”的文献学取向

作为中国早期词学专科目录著作,《词录》是王国维迈入“文学时代”、顺利实现学术转型的第一批具体成果。这部词学目录与《人间词》、《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书产生“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创作—理论—文献“三维一体”的词学体系,其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与《人间词》的词创作、《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补上,真实反映了他对于“可爱”且“可信”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与构拟,更凸现了其文化心态的转变。     

“元朝皇室”是“孛儿只斤家族”的同义词吗?——与特木勒、希都日古商榷

我在 1 996年撰文提出了蒙古史上的“黄金家族”仅指忽必烈子嗣的看法① 。在国内 ,曹永年先生则持“黄金家族”与“孛儿只斤家族”等同的观点。他的两位当时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在其指导和反复修改下 ,撰写《讨论“黄金家族”一词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与阿尔丁夫教授商榷》一文 (下简称《商榷》)。为此 ,我写了两篇文章 :一篇题为《“黄金家族”一词指称对象范围》② ,一篇题为《关于“黄金家族”一词的产生时间》③ ,答复了他们的商榷 ,进一步论证了我的观点。在此 ,我将继续论证自己关于“黄金家族”一词仅指忽必烈子嗣的观点。…     

记夏承焘先生的七十二封手札

被尊为“一代词宗”,受到中外学者景仰的夏承焘先生,今年在北京逝世了,这是我国词学研究和诗词创作方面的一大损失。 夏先生与本世纪同龄(1900——1986),毕生著述宏富,主要的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唐宋词欣赏》、《唐宋词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编年笺校》、《辛弃疾》、《苏轼诗选注》、《词源注》、《读词常识》、《月轮山词论集》等;创作有《天风阁诗集》、《夏承焘词集》、《瞿髯论词绝句》等;而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则是他治学和创作历程的记录,反映了这位学者和词人成长的情况。其未刊著作尚多,有待整理。     

一部别开生面的二十世纪词学史——读曾大兴教授《词学的星空——二十世纪词学名家传》

近几年,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方面众多论著的推出,让我们对上一世纪词学研究的总体风貌有了初步的把握。但不断的鸟瞰无法让我们真正了解20世纪词学研究的内部到底是何种状态,学人间如何互相影响,研究方法有哪些演进与新变,我们如何评价与接受前辈学人的研究,这些都有待深入探讨。甫出的《词学的星空———二十世纪词学名家传》(曾大兴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下文简称《星空》)就对上述课题做了积极的探索,且成果显著。《星空》分为上下两卷,将20世纪词学名家分作两个群体,上卷为“现在词学”名家,或云“新派人物”,下卷为“传统词学”名家,言下之意为“旧派”(作者在书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表述)。两个群体的划分,脉络清晰,初读即可让读者对两个群体派系人物及师承关系有着直观的把握。《星空》在对每一群体内部流衍进行描述时,非常注重揭示该群体前后学者之间在词学上的师承与有关词学活动交游,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其中的勾连以及其何以为同一群体的原因所在。以上卷为例,在对上卷所列的11位词学名家进行描述的时候,作者努力寻找出他们之间直接的交游,如胡适与王国维之间的交往,胡云翼与胡适的关系,胡适对冯沅君的指导,俞平伯学术方法上对胡适的借鉴,浦江清...     

我校敦煌学研究概况

“敦煌学”即“敦煌吐鲁番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也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因此不论是研究文史的还是研究科技的,也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可以进入这块宝地。我们杭大就有许多研究者进入了这块宝地,而且前辈已在这块宝地上开拓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敦煌语言文字学”——具体地说,这门学科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专门学科。例如姜亮夫先生的《敦煌瀛涯韵辑》就是一部音韵学著作;该书最后一卷《俗字谱》,又是文字学著作。又如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旁引博辨,考释了一大批敦煌变文中出现的字和词,就同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著作。再如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训诂学》以及一批单篇论文,使大多是考释俗字、俗语词的,有不少是属敦煌学的。这三位先生的著述代表了     

也论“伤心碧”

相传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曾被宋人黄昇誉为“百代词曲之祖”。这两首词是否李白所作,古今学者向有争议,在此暂且不论。本文要说的是《菩萨蛮》“寒山一带伤心碧”句中的“伤心碧”,究竟应怎样理解。《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1日《文学遗产》版登载了丁成泉先生的《“伤心碧”浅解》一文。文章列举了俞平伯先生和沈祖棻先生的两种看法。俞先生认为“伤心”一词是“重笔”,“伤心碧”释为“极言晚山之青,有如碧玉”,犹言非常之碧。还举杜甫     

夏承焘词学成就探因——兼论《天风阁学词日记》的学术价值

夏承焘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有杰出贡献者 ,他在词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因此 ,探讨其成功的原因 ,无疑会对以后的研究产生指导性作用。本文以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为依据 ,探究其成功之因 ,主要有两条 :一是诗词创作词学研究并重 ,二是词内成就词外功夫     

对唐宋词的立体观照——评《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同志的《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是当前词学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它的开拓性,主要在于提供了对唐宋词立体观照的一种新范式。自宋以来,词学研究可分“词史之学”、“批评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声调之学”等门类。(参龙沐勋《研究词学之商榷》载《词学季刊》1卷4号)《论稿》基本属于“批评之学”。而“批评之学”自宋代至清末民初,大都详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论述而略于词作的思想价值之分析,又着重于     

论黄裳的词学思想——兼论其对中国古代词学观念之影响

黄裳《书乐章集后》是宋人中唯一为柳永词集所写之《跋》，该《跋》高度评价柳词歌咏“太平气象”的“词史”价值，提出“词人盛世之黼藻”的词学功能观，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杜诗柳词”相提并论。黄氏所作之《演山居士新词序》“以词附诗”、“以诗衡词”，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词的创作与《诗经》“六义”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词序。此二篇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序跋，沾丐后人甚多，其对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贡献难以漠视。然目前似未引起词学理论界应有的足够重视。故有拂去覆盖在黄裳身上的历史尘埃，还原黄氏原作价值之必要。     

筚路蓝缕 开创先河——《流沙坠简》成书研究

作为简牍学的开山之作,罗振玉、王国维合编的《流沙坠简》开创了中国简牍文书编纂的先河。《流沙坠简》创立的简牍分类法和“二重证据法”,开创了简牍学研究的范式。回顾百年来简牍学的发展,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关于花蕊夫人《宫词》作者的再探讨——与曾大兴先生商榷

花蕊夫人《宫词》是五代时的名作。关于其作者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大体认定为后蜀孟昶之妃所作。近日有幸拜读曾大兴先生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的《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一文(以下省称曾文),获益匪浅,但该文的一些论点及相关论述,似还有可商榷之处。现将拙见论述如下,以就教于曾先生及学界贤哲。一、关于《宫词》的作者曾文称,浦江清先生通过《宫词》中的一首词,发现了“孟昶妃说”的一个破绽。词云:“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满殿香花争供养,内园先占得铺陈。”浦先生根据张唐英《蜀梼杌》卷二《前…     

白石有格无情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价白石“有格无情”。然白石之“无情”，实则为“深情”，白石“深情”却看似“无情”，与他个人身世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他清空骚雅的词学风貌的主体规定性所在，与其推动词的复雅的创作实践，与其诗教观和美学思想的实践和追求是分不开的。     

与施、周二先生商榷

在去年第三期《西北大学学报》上,读施、周二先生《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原因是周先生编词史,欲以婉约、豪放作为派别,并以豪放派为正宗。施先生对此有异议,谓婉约与豪放,是作品风格,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于是又涉及“派”与“体”之争。此处不拟多引二先生之说,只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商榷。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郑板桥手书陆种园诗词

陆震,字仲远,又字仲子,号榕村、北郭生、蓼村、种园,兴化人,是郑板桥的老师。《板桥集》中多次提到这位老师。如:《板桥诗钞·七歌》第七首:“种园先生是吾师,竹楼、桐峰文字奇。十载乡园共游憩,状心磊落无不为。”《板桥词钞·自序》:“陆种园先生讳震,邑中前辈,燮幼从之学词,故刊刻二首,以见一斑。”     

《人间词话》杂论三则

本文共分三题。《“画屏金鹧鸪”、“弦上黄莺语”与“和泪试严妆”》是对《人间词话》论温庭筠、韦庄与冯延巳词的艺术风格的评述。《“创调之才”与“创意之才”》分析《人间词话》对周邦彦及其词的论述。而《“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旨在说明《人间词话》对苏轼、辛弃疾词风同中之异的深刻揭示的重要意义。文章充分肯定了王国维在词学研究方面的高深造诣,也指出了有些论断的缺陷。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     

关于“是”的定性归类问题

“是”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各家却有不同看法。 《马氏文通》称“是”为断辞。黎锦熙先生在他的《新著国语文法》里,把“是”列在动词里,算作表示决定的同动词。它后边的成分叫“补足语”。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语法》里,把“是”叫作“系词”(属于半虚词),列为独立的一类。它后边的成分叫“表语”(表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语法学习》里,把“是”叫作非活动行为的动词,丁声树先生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里,把“是”和“有”、“在”、“象”等看作特殊的动词,而把“是”后边所带的名词、代词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