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手法剖析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该书对官僚政治从技术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进行定位,并且从政治形态、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三个维度来分析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及原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现阶段我国的官僚主义的克服和治理有着启示性意义。     

法制化社会与大众传播

法制化社会与大众传播○周凤婷翻开中国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大堂”上向“父母官”要求保护自身权利的实例。孙越生先生在其师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的序言中指出：中国老百姓在旧社会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有从法的...     

李自成在北京史实考察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以西安为西京,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二月,李自成率农民军以疾风暴雨之势,东渡黄河,占领太原,然后分兵两路直捣北京。一路由刘宗敏等率领,经固关、真定、保定北上;一路由李自成统帅,经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三月十七日,两路大军在北京城下会师,包围了北京。三月十九日,面临灭顶之灾的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绝望中逃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旁悬槐自缢。浩浩荡荡的农民军,高举“闯”字大旗,开进紫金城,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王朝,终于金瓯堕地,寿终正寝。     

李自成榆中起义

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杰出领袖李自成,祖居陕西米脂县(今横山县),但他开始举旗起义是在甘肃省榆中县(时称“金县”)。 崇祯元年(1628)冬季,李自成因交不起当地官僚地主艾举人的高利贷,被县令晏子宾“械而游于市,将置之死”(徐鼎《小腆纪年》),山人解救出狱后,杀死艾举人,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来到甘肃甘州(今张掖)(据清·吴伟业《鹿樵纪闻》、计六奇《明季北略》、《小腆纪年》)。当时,梅之涣任甘肃巡抚,杨肇基任甘州总戎(即总兵)王国任参将(即参戎,位次副将)。李自成叔侄就在“杨肇基麾下”,王国营中当了兵。不久,李自成升为把总(时为三大营职)。是年冬季,满州兵入关,包围了北京,明王朝急调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本文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从“问题意识”、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作为“关系”的制度史、严格学术规范 ,加强学术交流四个层面阐释了什么是“活”的制度史 ,以及如何才能将制度史研究做“活”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教改视野中的“三种视角”与“四重对话”

《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内容具有“三分性”特征,给当前大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困惑,教师的教学方法需要时时更新。与当代文学课程内容特征相适应,在教学中采用“重读”、“欣赏”、“鉴别”三种视角切入当代文学课程内容,并与此三种教学视角转换相关联而生成的“四重对话”教学方法,是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和重要成果。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ree major topics for discussion in current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提示了种种可能的思路,但它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的这一根本缺陷,以及其内部的张力和冲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更不是用中国传统哲学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绝不能忽视实践对文本的任何一种“重读”,对哲学体系的任何一种“重建”,在根本上是现实的实践活动所激发的。     

香港回归会继续繁荣

香港回归会继续繁荣刘景林在第二届“台湾·香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研讨会”上，台湾著名学者魏萼先生提出“新三宝”论，即台湾是中国的宝岛，香港是中国的宝港，东北是中国的宝地。香港回归前夕，想起魏萼先生的“新三宝”论，又读了有关资料，感到：香港的确...     

黄宗羲思想的特色：批判性、兼容性、实践性

黄宗羲思想的特色：批判性、兼容性、实践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光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处在改朝换代的交替时期，按照黄宗羲的说法叫做“天崩地解”。当时，腐朽的明皇朝被李自成农民起义所推翻，明总兵吴三桂勾引满清军队入关又打败了农民军．建立了以...     

真的有“两种中国人”吗?

一位来自瑞典的K先生到中国后常纳闷：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和我在西方见到的中国人，真的都是中国人吗？因为来中国之前，他们全家与一些中国朋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他的头脑里，“中国人”是和“好学向上”、“勤奋刻苦”、“礼貌文明”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他对中国人极有好     

中国十四行诗的历史回顾(上)

<正> 关于中国十四行诗的历史发展,至今没有人做过全面的描述。在中国新诗坛上,最早发表十四行诗的,是谁?也未见有过确切的答复。只有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诗律学》第五章第六十三节重,留下了这样简短的记录:“中国人模仿商籁,似乎以戴望舒为最早。”在这里,王力先生用了“似乎”二字,表明他也未敢肯定戴望舒是中国最早写作十四行的诗人。据我考查,现存戴望舒诗作,以“十     

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

通过重新分析“再分配”的概念,本文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精英与普通民众区隔的过分关注,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结构是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particularistic）官僚体系间的矛盾所决定的。1 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仅决定了在再分配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也决定了遭受官僚政治影响的程度大小。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官僚在再分配时期的优势将进一步继续,而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差异也将逐步扩大。     

“思想文化评论”的特点

我五十年前读胡绳同志著《理性与自由》一书,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在大学时代读的胡绳同志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对于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次重读收入《胡绳全书》一卷一辑“思想文化评论”的一些文章,特别感到亲切。这些文章不仅是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真实记录,反映了当时思想文     

探寻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的现代化与规律特征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在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进行研究时指出 ,“史传”和“诗骚”是中国小说叙事思想的两个传统。这一研究表明 ,尽管中国的叙事文学理论没有西方那样发达 ,但也并非为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 ,以为没有经历过欧洲“神话”与“史诗”时代 ,中国的叙事文学就被长期占据中心位置的诗与散文一类的抒情文学所替代 ,而实际情况则是如同贾越在书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的叙事文学别有一番经历”。当年曾感叹“在中国 ,小说是向来不算是文学的” ,只是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闲书”的鲁迅先生 ,不也是在对中国小说进行认真的学术发掘、…     

人物介绍

1971年8月21日,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与世长辞时,周恩来总理在唁电中称赞松村先生是“日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把晚年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深为中国人民所敬佩。”     

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范式基本上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全盘西化”文化价值观作用下“西体中用”文化价值观的产物.这一范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结合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和笔者本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局面应该在21世纪尽快结束；并且应该用“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     

镰田茂雄教授研究业绩介绍

镰田茂雄先生是日本望众学者、著名佛学家。以研究中国华严宗和中国佛教通史著称。毕生致力于“探究中国社会所接受的佛教和化为中国人血肉的佛教是怎样的”问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为了表彰镰田茂雄先生对促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卓越贡献,我中心特授予镰田茂雄先生荣誉教授称号。现将在1995年10月19日的授予仪式上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杨曾文先生对镰田先生业绩的介绍以及镰田先生的演讲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陌生化"社会中信任机制的"理想型"与现状

社会的陌生化趋势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为我们充分呈现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原因和特征,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它要求人们长时间、小规模聚居在一起,并与外界生活保持一种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在这种几乎不发生流动的社会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此,社会成员彼此知根知底,费孝通先生的评论是“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9)     

真实的幻觉——论《霸王别姬》中的"阿尼玛"原型

在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中 ,作者通过男伶程蝶衣 (“虞姬”)对搭档段小楼 (“霸王”)缠绕一生的单向恋爱 ,展示了特定情境下一个男人“女人性”的一面 ,这是“阿尼玛”神话形象的又一置换变形。本文从荣格提出的“阿尼玛”、“阿尼姆斯”原型入手 ,重读《霸王别姬》 ,旨在分析“双性人”原型在程蝶衣身上的置换变形 ,并力图揭示这一置换变形的内在缘由。     

人文学术研究应有严谨的学理基础——由《中国儒教史》想到的

李申先生的《中国儒教史》是在“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背景下 ,对“儒教是宗教观点的系统总结和论说。自 1 978年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以来” ,这场争论历经二十多年 ,至今仍无定论。无论赞同抑或反对者 ,均有各自的论据 ,照此下去 ,争论将永无结果。如何走出各执一端的困境 ?笔者认为首先要有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意识 ,在关注中国现实的文化困境的前提下 ,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与世界性的学术思想的对话中 ,走出既有民族主体性又有普世性的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之路。因为共同的关注 ,是“百虑而一致”的对话平台。其次在问题意识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