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之辨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其重要的概念,内涵虽有相互重合和相互渗透的地方,但却又大不相同。“文化”是人类超出自身之自然状态的诸多发明创造,而“文明”则是相对于人类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言的;辉煌的文化成就或悠久的文化传统并非意味着文明的优越。只有弄清楚“文化”与“文明”的异同,才能理性地理解历史和把握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与文明概念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文化”和“文明”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 ,但他们的“文化”与“文明”观 ,既继承了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知识传统 ,又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加以改造和扩充。他们的“文明”概念与当时德国关于文明的思想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 ,而他们的“文化”概念 ,基本上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概念。     

文化与文明的甄别——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前提

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文化”的概念,“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一直含混不清。文化史的研究出现形式化、一体化倾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考察,认定事物内在的抽象是“文化”,外在的显象是“文明”,提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文明史,文化史更侧重于以历史为基础的现象分析。     

文明概念辨析

“文明”概念在东(主要指中国)西方何时出现,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中国,“文明”一词的出现较西方为早,但对“文明”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西方人。关于文明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理论,对“文明”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文明”都具有以下的基本含义: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人类的一种进化状态;文明和政治同源,文明具有政治的意义,具有价值、制度、组织等多方面的涵义。     

从古代世界文明之交流看文明的汇聚与传播

陈恒在《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中撰文指出，人类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的文化汇聚、升华的过程。西部亚洲、中部亚洲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中一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这些“桥梁”不仅传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而且也传递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方文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从而产生了独特而灿烂的各种文化——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化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这说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封闭自守，一种文明要想永葆青春，必须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明。如果一定要讲究文化的“纯正性”，那么反而会因世世代代近亲交配而有退化淘汰之虞。     

“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与“技术因素”（包括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或制度）相联系，而文化则与“非技术因素”相联系；文明具有可变性和传播的强迫性，而文化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选择性；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文化则具备区域性的意义。西方现代的产权制度、法治体系、政治民主与参与等制度上的因素，都是“技术因素”，属于文明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文化。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引进的时间、机遇、范围及深度，而不是自身的或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从科技与管理两个方面的技术因素考察，不能断定世界文明的中心在２１世纪会转移到东亚。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决定于吸收眼下世界文明中心区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的能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的能力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文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观的一次跃迁；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推动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大建设”协调共进。     

一部系统研究政治文明的力作——读《政治文明论》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自1844年马克思在一篇读书笔记中使用“政治文明”一词到2001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时隔150余年。在此期间，既没有专门研究政治文明的著作问世，也没有深入探讨政治文明概念及其内涵的论文发表。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不断裂的表现，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中华文明史”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以考古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得出几乎一致的科学结论，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遗传基因”、共同的“祖源”。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不论是什么时代(王朝),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都坚持“中”与“中和”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都维系着“中华统绪”,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至迟在公元6世纪或“大航海时代”之后，其他文明均已“断裂”,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之所以这样，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家国一体”到“家国同构”至“国家认同”的“中”与“中和”这一“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从“生活美育”建成“观赏文明”--如何走向审美化的“文明生态”

21世纪当代中国的新美育,既要理论上回归“生活美学”,倡导一种崭新的“生活美育”,而且也要在践行上走向一种革新的“观赏文明”,最终其整体的目标就是构建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审美不仅是一种“文明素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人权”。“观赏文明”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感性标志,要从“观赏文明”的建构来走向一种审美化的“文明生态”。“文明生态”不是“生态文明”,前者是基础性自然与人类环境的良好基础,而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更高的文明性的理想形态。     

转型焦虑的新维度：英国“两种文化”之辩再探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社会的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结束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不绝于耳。这给当年由托马斯·卡莱尔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评向新的深度拓展。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简单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文化观念的不同,折射出二战后英国文化观念的嬗变,尤其是科学主义、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     

周易、老庄与中华文明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源头 ,由《易经》、老庄到《易传》所建立的一套完整而独特的东方哲学体系 ,塑造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周易》、老庄哲学中宇宙生成的“元气”学说、“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人类进入 2 1世纪的今天 ,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东方哲学思想 ,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丰厚礼物。     

文化交融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变迁与振兴——基于青海民和县杏儿乡7个村的探析

乡村文化对乡村生活理念、居住格局和生产方式等具有强大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和魂。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需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变迁相适应的文化变迁。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7个自然村为例,在文化交融视域下探析乡村文化的变迁,提出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内源性和外源性发展,应在时代变迁中凸显文化的区域特色、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传承和创新中对乡村“原生型”“关联型”“碎片元素型”活态文化功能进行整体性提升。在尊重多族群主体性、相融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整合-展示”“吸纳-交融”“整体-活态”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路径。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持续性，是中国道路的固态化呈现、中国理论的制度化表达、中国文化的正式化沉淀，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和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二是在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在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是结构层次层面的延展性。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魂”。近年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出现了“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的错误倾向。研究认为,“以儒代马论”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去“儒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以马废儒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脉; 两者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都是根本错误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真正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对全球性的现代性文明危机提出得以解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才能使中华文化实现现代化,真正复兴到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眷注死亡”到“献身生命”——托马斯·曼对“德意志性”的反思

《论德意志共和国》(1922)标志着托马斯·曼由保守派转变为民主派,是其思想生涯的决定性时刻。托马斯·曼超越了此前以"文化"对抗"文明"、亦即以"德意志"对抗"西方"的思想框架,以"爱欲"和"人性"概念为中介,试图促成德意志传统与启蒙主义的和解,进而获得一种以德意志传统为基础的政治现代性方案。这种思想转型,最重要的机缘在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全面接受了歌德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这种基础上,他重新解释"德意志性",从"眷注死亡"的浪漫派传统中发现了"献身生命"的人文主义精神。沿着人文精神的路向,他也开始对三位保守主义思想的精神偶像——瓦格纳、叔本华以及尼采——进行重新阐释。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和方法探析——从家训看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和方法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具有独特的内容和方法 ,具体表现为家训形式“种类繁多”、“多元推进”、“理论系统”、“文献丰富”等特点 ;家庭教育内容“家国一体”、“德教为先”、“崇尚人格”、“尚学”、“早教”的优良传统和“慈严相济”、“以身示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环境”的教育方法。这些优良传统和方法 ,对我们当今教育子女 ,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探析

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问题,在生态哲学世界观、有机论、现代性价值观、生态共同体思想等角度,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过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现代性、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机哲学;他们坚持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索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相较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及发展路径

绿水青山是生态文明,金山银山是物质文明,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遵循从肯定到否定,然后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规律,也符合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的发展规律。本文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进行论述和分析,总结出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再从金山银山到绿水青山的三个发展阶段,并详细分析了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金山银山是绿水青山的保障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二者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山"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产业与生态相融合"的发展路径以及"一活四变"的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