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卜藏丹津“叛乱”再考

过去对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研究对于1723年发生于青海的所谓罗卜藏丹津叛乱,正如先学佐藤长曾经在其题为《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一文开头部分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可以说是规模较小的、历史上常见的边境异民族叛乱之一。”可是,佐藤氏在其论文中又说:这次“叛乱”被镇压后,“青海和硕特的活动被大幅度限制,其存在的意义完全改变,基于此点,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有巨大的历史     

清廷平定布尔尼之乱研究

布尔尼之乱是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反抗清朝统治的叛乱。布尔尼反抗清廷的原因有国怨,有私恨。布尔尼叛乱不到两个月即被清廷平息。康熙帝派遣大将军鄂札、副将军图海两路出击布尔尼,有效地遏止了叛乱规模的扩大。布尔尼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布尔尼对形势判断的错误。布尔尼的反叛没有得到蒙古各部的同情和支持。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前世今生

尼泊尔的经验表明，单靠军事力量的强大无法保证能够取得反叛乱战争的胜利，人民的支持乃是决定性的因素。美国要想取得反叛乱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加大对冲突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认识和了解，并对过去的反叛乱斗争策略做出深刻检讨。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七国、八王、安史三乱皆因地方势力过于膨胀,中央对其失控所致;地方官品行之优劣,对叛乱发生与否关系甚为重要。叛乱之结果及其影响,则与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与否有直接关系。或是迅速平定叛乱,中央集权因之而强固;或是延误平叛,导致割据;或是叛乱经久难平,直接影响王朝之命运。另外,叛乱如有少数民族成分参与,将增加其复杂性;而少数民族成分之参与与否又与统治集团民族政策直接关联。     

从文化角度解读秘密社会——刘平著《文化与叛乱》评析

山东大学刘平教授撰著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一书从文化角度入手研究秘密社会,多方面揭示了清代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及其文化内涵,探索出其走向叛乱的文化背景、思想根由和契机,阐释了文化与叛乱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此基础上对秘密社会的叛乱行为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把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10。一、《文化与叛乱》的创新价值1.作者广泛运用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理论和方法,以文化为视角来研究秘密社会,新颖独特,为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社会中的不同…     

明治维新的转折点——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是明治维新的转折点。它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明治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剥夺了封建武士的特权,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最终导致了1877年这场历时8个月的反政府叛乱。这是一场以复辟封建制度为目的的叛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件。明治政府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对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算,基本上消灭了顽固守旧的士族,彻底打消了士族阶层通过武装叛乱恢复自己昔日“辉煌”的念头,为明治政府以后各项改革政策在全国的顺利推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财阀”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日本从此进入到向近代化国家稳步发展和自由民权运动逐渐高涨的新时期。     

青徐兖籍官吏与曹魏政治

曹魏时期青徐兖地域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地理单元,出自这一地域的青徐兖籍官吏是曹魏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影响着曹魏国内政局。一方面,他们在曹魏立国、魏吴战争以及平定国内叛乱中均功绩赫赫;另一方面,以唐咨为首的利城兵变和诸葛诞叛乱致使曹魏政局跌宕起伏。     

罗卜藏丹津事件再研究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和硕特蒙古彻底结束对青海、西藏统治的转折点,对清代西北边疆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关于罗卜藏丹津事件,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罗卜藏丹津因清朝没有兑现册封汗王的承诺而发动对清朝的"叛乱",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对"叛乱"的相关史实及延信、年羹尧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论淮南王刘安政治上的失败

论淮南王刘安政治上的失败陈化新汉王朝建立后，藩国割据势力与统一国家之间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的谋反虽未能公开爆发为武装叛乱，酿成继吴楚七国叛乱之后的战祸，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割据势力与统一国家之间最后的一次较量，其结局是刘安归于彻底...     

尹昌衡西藏戡乱

1912年 ,西藏发生农奴主叛乱 ,企图分裂西藏 ,脱离祖国。时任四川军政府都督的尹昌衡急于建功立业 ,力主平叛 ,恢复西藏主权 ,被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为征藏军总司令率军平叛。此行一路所向披靡 ,终于平定了叛乱 ,为保卫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     

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

一九二三年(雍正元年),在我国西北部青海地区爆发了以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为首的反清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规模不大,且历时较短,但它却造成了青海地区的混乱,危及到甘肃、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安宁。清政府采取果断的平叛措施,基本上安定了青海地区的社会秩序。这件事,在清代历史上算不得重大政治事件,但它在青海地方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与发展过程中也有着重要历史意义。本文仅就笔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这次叛乱发生历史背景、叛乱经过以及清政府平叛后的善后措施等方面,作些粗略的考察和初步的研究。     

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朝(上)

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对于清朝不许他干予西藏的控制权和族内混乱方面的规定深感不满,遂掀起叛乱。这次叛乱的结果,不仅加强了清朝对青海以及包括喀木(康区)在内的藏族地区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成为该地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三国时期蜀汉地方武装叛乱探究

自刘备集团入蜀至蜀汉亡国,蜀汉统治区域内南部的南蛮之患,西北部的羌、氐进犯,以及州郡贼盗起事、武将举兵反叛。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叛乱此消彼长,即使是在陈寿评价以治戎为长的诸葛亮治蜀期间,依然未曾断绝。从这些武装力量活动的次数上来看,南中地区最为频发,但政权北部地区亦不少,南北部地区在不同时期有显著不同,叛乱中心自南向北转移。这既是因为受到整个时局的影响,也与国家政策的执行有关。此外与同时期割据一方的孙吴政权所面临的地方武装叛乱亦有许多可比之处。凡此种种,有助于进一步展开对三国历史的探究。     

彭城应答中的“白贼”问题

公元450年，拓跋焘兵临刘义恭、刘骏困守的彭城，双方派出李孝伯、张畅为使者，为两方主帅居中传言。这场著名的外交应答中提到了“白贼”,许多史家都加以注意。“白贼”并非东晋南朝的白籍、白丁、白劫之贼，而是南北朝共有的民众叛乱为贼者，其以“白”为称，显示的是叛乱中的宗教因素，或与太上老君信仰的兴起有关。     

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兼论商周制度因袭现象

周公摄政而未称王,该事件非个人偶然行为,乃历史必然选择。摄政的合法性来自殷商的传统。商代巫师地位崇高,周公倾心全力仿效商朝的历代先贤,并且其权威性直接承接自文王的传授。周公摄政直接导致了管蔡叛乱的发生,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周人的固有传统,周公摄政与管蔡叛乱反映了商周传统的冲突。认清这段表象纠结而内涵重构的历史,能够促进理解商周变革与因损关系。     

论南朝“典签”

在一百七十年的南朝历史中,宋、齐、粱、陈四个封建王朝走马灯似地轮相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这段纷争的历史时期,宫庭中密布着疑云、暗剑,宗室的骨肉相残、中央政权与方镇的斗争、公开的叛乱和平定叛乱的战争几乎没有间断。南朝历     

论蜀汉南中变乱中的势力均衡问题

南中变乱的性质并非是简单的反蜀叛乱,而是"叛"与"乱"的结合,即民族冲突、反蜀动乱、割据叛乱、动荡战乱相交织的复杂事件。反蜀的高定、雍闿、朱褒等势力并未协同行动,而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南中五郡在此次变乱中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这是蜀汉中央、地方官吏、大姓、夷帅、孙吴五大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是南中变乱的内因。蜀汉前期旨在直接统治南中各郡所进行的内郡化尝试,则是变乱的外因。刘备病亡是南中变乱全面爆发的导火线。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万历初,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集团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之时,又审时度势,及时推行了调处民族矛盾、调适进贡制度、招抚叛乱"降夷"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它已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甚而成为激化明末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     

“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关于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

由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率先发难的“三藩”叛乱,不仅给刚刚挨过明末清初战乱之苦的广大百姓带来新的灾难,给刚刚在中原确立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而且又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其中,浙江地方当权者和清廷之间关于叛乱期间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就颇为激烈。康熙十三年三月,藩驻福州、割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挂而叛。浙江与福建联疆,“闽省突变,浙壤震惊”。耿精忠叛乱伊始,即“分兵三路北伐。一由东路,取浙     

“茗山纪功之碑”考论

“红巾之乱”再次把安丙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安丙平定这次溃军叛乱是其一生中的重大功劳之一。“茗山纪功之碑”是有关这一事变的唯一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安丙具有特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