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关系学派

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全世界具有优势。虽然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一些美国的特色，但是，在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关系学派。     

本土化视野下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应是它的科学性和解释性。但现状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拥有这个学科的学术霸权，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兴起，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呼吁打破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等级制，破除“中心—边缘”模式，掀起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的浪潮。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对西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试图创造出印度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二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印度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史诗流派、考底利耶流派和新政事论流派，并带有三个明显的学术倾向，即非普世主义倾向、非殖民倾向和非道义倾向。这表明印度国际关系学者要从西方理论所设定的框架下自我解放出来，为印度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提供另一种知识。知识与权力往往具有同构和耦合的现象，印度的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是印度崛起的一种理论反映，是印度地缘崛起的自然产物，反映了印度日益增长的政治野心和对西方霸权的不满，想要让世界听到印度崛起的声音。然而，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窠臼并不容易，言“印度学派”还为时尚早...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统一。本体论有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之争,认识论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分,方法论有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之别。美国主流学派所推崇的科学主义,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人由实证主义方法论决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陷阱"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明确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学者的使命,从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由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     

国际关系史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学科发端于1964年教育部批准建立、由我国著名学者王绳祖先生所主持的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1979年和1981年成为我国首批设立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单位,1996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是我国高校中最早从事国际关系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的重镇之一。2001年初以该学科点为主要依托成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后,增设了国际关系法学硕士点。现设有欧洲国际关系、美国对外关系、亚太国际关系、     

博士生导师朱明权教授

朱明权教授，1944年1月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1981年在南京大学英美近现代对外关系专业获硕士学位，此后即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1997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现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国际安全、军备控制和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朱明权教授是我国非部队院校和研究机构中较早致力于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问题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早在1987年，他就将精力主要集中于国际安全关系和美国防务政策的研究，在我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并取得了…     

当代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多元视角考察

如何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视角探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的重要考量.客观上讲,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没能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其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正在不断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的大学科中.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归咎为中国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偏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行为数据较少等.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美国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①本文对美国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正在吸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研究视角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除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经不起实证检验。面对这些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特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历史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阐释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剖析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生成机理、维持机制及其影响评估

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率先在美国成为一门社会科学。随着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化,美国确立了它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霸权地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继续存在和维持也有着其独特的维持机制,并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机理既包括内在的知识机理,又包括外在的制度和社会机理,正是这种内外机理的结合生成了美国的知识霸权地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地位的维持同样需要内外机制的继续作用,但同时它又多了人为建构的因素的作用。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学科发展,还是地区性发展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双重影响。     

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与"描述历史"。他们不仅会探索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而且会致力于探寻有较广适用范围、简约与精确的规律。在对国际关系史提问的时候,社会科学学者倾向于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他们也更愿意从历史比较中提出问题。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会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素材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     

资讯时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务之研究

作者在台刊《问题与研究》第 39卷第 5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国内有关资讯科技对人文社会冲击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研究仍不多见。美国国际政治学界不约而同地在 1998年陆续针对资讯时代对国际关系影响发表专论，对国家的角色、权力、外交政策、非政府组织角色运作皆有初探性的分析。作者以为资讯科技既然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沟通模式的彻底改变，国际关系学者似乎也可以尝试从政治沟通理论探索资讯科技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系统的沟通流程。文章属初探性研究，目的在于一方面检视目前研究的趋势，同时探讨社区的决策沟…     

论权力政治与国际法——兼论美国霸权对国际法的现实挑战

权力作为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并未受到国际法学者的重视。二战结束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勃兴,为二者的融合研究提供了多维度视角。然而,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权力始终是影响国际法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法规范不断受到美国霸权的强力挑战,导致美国霸权与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规范的紧张关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立场非常关键,一方面我们要坚决维护国际法的有效性,防止国际法沦为美国霸权扩张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应积极促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发展,共同制约美国霸权的无限滥用。     

В·А·麦谢耶夫与他的《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

В·А·麦谢耶夫是俄罗斯中亚国际关系史与东方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文章对他的学术生涯，尤其是在俄罗斯中亚国际关系史与东方学研究领域中的成就，作了简要的介绍。同时，对他在中亚国际关系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的内容、观点、特点与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在指出其不足的同时，肯定了它对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中的重要史料与参考价值。     

历史分支学科论坛:什么是外交史(Ⅱ)

布劳尔(Kinley Brauer)美国研究外交史的学者在以欧洲方式论述美国外交活动方面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纵观美国历史,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几乎一向是次于国内问题。再者,由于美国通常缺少专业外交人员,往往根据党阀制度来选择外交官员,所以除了个别突出的例子外,国务卿和外交官员对于作为研究课题的外交史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史和     

论权力政治与国际法——兼论美国霸权对国际法的现实挑战北大核心CSSCI

权力作为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并未受到国际法学者的重视。二战结束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勃兴,为二者的融合研究提供了多维度视角。然而,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权力始终是影响国际法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法规范不断受到美国霸权的强力挑战,导致美国霸权与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规范的紧张关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立场非常关键,一方面我们要坚决维护国际法的有效性,防止国际法沦为美国霸权扩张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应积极促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发展,共同制约美国霸权的无限滥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建于1985年，是由我校从事国际关系和美国问题研究的教授、学者组成。现任主任是倪世雄教授，副主任是朱明权教授和沈丁立教授。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0人，其中教授5人，兼职研究人员5人。15年来，中心不断开拓其研究领域，逐步形成4个主体研究项目：美国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美国防务政策、军控与地区安全；美国经济；美国社会与文化。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教授从创始起一直担任中心主任。在她的领导下，中心有了长足的发展。自创建以来，中心成员对美国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专著、编著85…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是多样的,甚至在具体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大辩论”是分不开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利益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第二阶段是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争论,第三阶段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拓展时期。     

不受控制的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独立性研究

国际机制的概念被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后,成为论述国际关系最时髦的概念之一,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机制是霸权的产物,受制于霸权,也就是说没有独立性.从国际机制产生与形成出发,认为国际机制具有独立性,相互依赖是国际机制产生的原因,而霸权下建立的国际机制不过是促进国际机制的形成,国际机制的作用是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之所在.     

脱胎与成长：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关系之探讨

国际关系理论被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理论与现实层面上赋予极高的意义,但却与其尴尬的学科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学科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国际关系脱胎于政治学理论之中,并在学科意义上依附于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但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形成与日益成熟,以及国际关系学者的不懈努力,国际关系理论正在成长,并在学科意义上渐渐脱离于政治学理论而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这里笔者将主要从历史现实、理论传统及现实需要三个角度来阐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美追随政策之分析——以越南战争为例

厘清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澳美关系，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美国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战是由于1950-1960年代期间与印尼关系恶化。澳希望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追随方式上看，为了把美国锁定在东南亚地区、保证其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澳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战争中去。从追随的收益与代价看，澳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战争中，对外政策逐步僵化，丧失灵活性。美军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也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反思和调整本国的对美政策。     

试论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轨迹与特征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向缓和，但要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是冷战后，世界格局从两极变为五极，即美、俄、中、欧盟、日等五极，五极之间的关系将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二是两极体制虽已结束，但俄美之争并未结束，争夺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冷战前不一样，但从争霸这点看没有变化；三是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著增强，但意识形态之争仍将长期进行下去，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阶级之间意识形态之争，就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四是美国与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将成为政治上的伙伴，贸易上的对手，这种关系将长期存在下去；五是联合国在国际中的影响与作用仍然有限，对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妥协性是其价值所在；六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是建立公正国际关系的准则，但让所有国家都遵循这些准则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