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

为探讨居民自主供给对完善现行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作用,通过调研收集资料和数据,建构博弈模型,并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社区公共物品居民自主供给机制形成的内在机理。分析认为,引入社会资本,将多次的孤立博弈转化为一个关联的重复博弈,促使居民一致行动能力的形成,从而实现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和参与居民的最优规模。     

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路径探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视角

在增强国家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文化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中心-边缘"政府治理结构往往将乡村社区视为文化建设的客体,而忽略其自主参与性和能动性。虽然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对改善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颇有成效,但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不足、不均衡及不可持续性等问题。通过对闽东一个典型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个案的"兴盛—没落—重建"变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能力建设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能起主导性和关键性作用。因此,应从社区能力建设视角构建新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即以乡村社区为主体,通过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和社区资源链接能力的提升,从而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体系。由此形成的社区能力建设路径或许可以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转型和文化振兴提供新的方案。     

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农村公共物品由农村社区内农户自主供给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的内在机理在于社会资本促使农户一致行动能力的形成,从而有效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构建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模型,探讨在相关约束条件下自主供给机制形成的均衡条件,并分析农村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和参与农户的最优规模.     

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和谐社区的构建

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对于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意义,而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是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必须得到有效解决。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区自主供给,现阶段应该大力培育社区自主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由政府供给的主导地位逐步向社区自主供给的主导地位转变。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创新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利益关联、耦合自洽和情境适应的复杂网络系统。由于供给手段智慧化、供给过程复杂性、个体能力失败和主体关系不确定性，传统由单中心主导的分立、单一和线性供给模式不能对整体网络化供给问题给出有效释义和策应方案，需要引入价值链网络结构治理新范式。从价值链理论出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适应协同供给的价值链网络结构系统，价值链网络系统理论与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具有内在契合性。价值链网络结构范型下社区公共物品协同供给的内在要求体现在现实问题逻辑、供给价值诉求和主体关系博弈三方面；价值系统表征为克服供给碎片化、提供“三变”供给路径和技术手段嵌入支撑；构建基础体现在良好的社区文化、坚实的网络基础和规范的政治环境。建构多中心价值链网络协同供给模型，需要从管理协同、运作协同以及消费反馈协同三个层面展开施加管控。     

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问题——兼论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认为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集团的规模,即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而言,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更为有效。但是奥尔森的理论不能解释一些与此相反的事实:现实中很多大集团中的成员很乐于供给公共物品,很多小集团中的成员却怠于供给公共物品。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的个人即使处于相同的位置,其供给公共物品的行为也不同。奥尔森说大集团与小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原则,但是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划分界限却不明确。因此,奥尔森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成员供给公共物品的关键因素的论述存在缺陷。成员对集团的身份认同才是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在一个大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很高的身份认同,他会积极供给公共物品;而即使在一个小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较低的身份认同,他也会怠于供给公共物品。     

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新型农村社区权威秩序生成机制与阶段性转换

新型农村社区以空间格局、经济关联、公共权力结构的系统性改造,来回应乡村社会贫困化和离散化两大难题。从实践运行机制看,它表现为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综合作用,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规划变迁阶段,国家力量和制度供给起主导作用,"规模经济、土地增值、公共服务、城乡一体"是外生性权威秩序生成机制,发展道路是预先设计和清晰可见的;在文化内部整合阶段,社区自组织力量和内聚重建起主导作用,"利益诉求、集体经济、精神需求、公共生活"是内生性权威秩序生成机制,发展道路具有实践性和探索性。虽然政府干预有助于打破乡村发展困境,但由于国家力量的时限和效度,外生性权威秩序具有不稳定性。社区自组织力量只有在充分认识政府干预所创造的有利的发展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顺利完成新型农村社区两阶段权威秩序转换,才能保障社区平稳运行和有序发展。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