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

北宋中期， 儒学复兴思潮掀起高潮， 政治革新运动也一浪高似一浪。新儒们在实践“王道”政治理想的同时， 对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以致政治上的“党争”不断， 儒学复兴运动也随之不断深入和演化。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世纪之交的儒学研究─—读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大约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新儒学”一词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汇。而今不同了,往日的“绝学”成了“显学”,研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论著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一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这股“新儒学”研究的热浪与方克立先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先生的近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全文37万余字,以下简称《现代》）,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翔实的资料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前沿性成果,揭显了“新儒学”何以在中国大陆由“绝学”到“显学”的发展轨迹,表达…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杨荫楼唐代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初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努力振兴传统儒学精神，使一度衰微的儒学恢复了生命力。而儒学的复兴，又影响到唐初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使唐初特别是贞观时期的政治风气洋溢着清明宽厚的儒家情调...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西方学者关于孔子及儒学在现代世界中作用的研究

一百多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问题,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争论。本世纪初,儒学在中国是强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曾经为一些著名的政治领导者如袁世凯和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倡导。“五四”运动期间,孔子及儒学遭到谴责,被认为同“进步、自由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民国时期,儒学似有所复兴,国民政府曾试图     

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1〕、〔2〕

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理性与生命》〔１〕、〔２〕方克立大陆新儒家：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我在１９８６年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同年争取在“七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确立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十年来这项研究确有一定的进展，但有两...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论《水浒传》以“水克火”为主线

五德终始说既是中国古典哲学宇宙论的流变，又是封建社会朝代递嬗的政治历史观。它的扩散辐射，便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乃至文学创作模式，四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三国》、《红楼》、《西游》即是其范本。《水浒传》以“水克火”为主线，纲领全书。宋为火德，宋江起义军为水德。《水浒》所叙述的，即是一部“兴于水而终于水”的“水克火”的悲壮故事。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试论儒学复兴背景下的古文运动与史传书写的关系

宋学的观念在确立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当中，这实际上是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基点。我们应该把修史和疑经思潮结合起来，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背景下，他们对唐代留下的文学资源、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力图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学秩序。在已有的文学资源中表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观念，以文学家名字的出现与否、出现次数，文学家传记的排列方式、传记内容的组合过程，进而认定他们作为文学家身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旧唐书》对所选人物进行的褒贬评价，不像《新唐书》有明确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而当我们把唐宋时期的儒学复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则会成为具有葛兆光所说的“无画处皆是画”的特殊效果。这样由中唐对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考到五代时期的整体衰落再到北宋对儒学理念之张扬形成了合乎理想逻辑的内在发展的过程。后出者对于前者的评价与认同构成了新时期的有效资源，而《新唐书》作为一种资源也为新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命运

儒家之政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由民国初年的“红”极一时,到五四时期的批孔风暴,继而又有以梁漱溟为首的现代新儒家的大力“复兴”。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仍以批判儒学为主导。     

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北宋初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唐宋社会转型为平民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创造条件;统治者的扶持文人政策鼓励了儒者奋发作为的勇气;人心思治建立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共识;外忧内患使得士人有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动机.文章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     

新儒学研究的里程碑──《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述评

从８０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一研究的规模之大、 成果之丰、影响之巨、参与学者之多，在海内外的新儒学研究史上，都是罕见的。方克立先生作为这一研 究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主编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三十多种、逾千万字的 论著；使现代新儒家在大陆从绝学成为显学，并在港台和海外产生重大反响，可谓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 首屈一指的代表者。其中．《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作为方先生十年精心致思的结晶．不仅是方克立 教授的一家之言，而且以浓缩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大陆新儒学研究的基本进程，堪称新儒学研究的里程 碑。 全书收入方先生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的论文、演讲、书评、短论、序言等３７篇，分为四组．另有四篇答 记者问作为附录。第一组和第三组侧重于对新儒学的宏观审视和总体把握；第二组带有个案研究的性 质；第四组主要是方先生在研究新儒学的同时所提出的文化主张和哲学理念，特别是对综合创新文化观 的阐扬。     

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

今天,海内外的学术界仍有为数甚多的学者坚持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或“泛道德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仍是经济、政治、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见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另一方面,检讨五四以来具有开放心灵的现代儒家的学术进路,其态度是既强调保持儒学基本价值的认同,又希望使儒学经过转化或发展成为可以包容或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体系(参见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中国论坛》,1982.10)。其他关心儒学发展的学者也是从这些方面要求儒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调整,以至更有学者具体地提出了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乃至政治模型方面的新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