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阐释<红楼梦>,是"新红学"初期重要著作之一.讨论了王国维的思想如何与叔本华理论、<红楼梦>产生共鸣,并探讨以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该批评方法的优点及其不足.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这篇论文的写成,是他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王国维早就用佛家眼光即"天眼"去看待人生。因此,《红楼梦评论》关于人生苦痛与解脱的哲学底蕴的核心观念主要源自佛家而不是叔本华。曾受东方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厌世哲学使王国维进一步从理论上完成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进而使他形成宗教化特别是颇具佛家倾向的美术观及文学观,以致把《红楼梦》几看成一部解脱人生苦痛的佛教文本。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红楼梦评论》与新文学悲剧性现实主义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念,《红楼梦评论》带来的对《红楼梦》的悲剧性现实主义的认知对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倾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新文学的作者们从中借鉴吸取了创作动力,奉献了新一代的经典作品。     

从“执”到“悟”——论《红楼梦》中贾宝玉人生历程所蕴涵的佛学思想

红学研究近百年来的概况表明,在对《红楼梦》主旨探讨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两篇文章均借用了西方的哲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均可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找到契合点,因此对《红楼梦》主旨的探究是可以回归于本土文化的。《红楼梦》所描绘的“贾宝玉”的生命历程正是佛教所认为的从“执”到“悟”也即从“觉心起念、相续不断、住持苦乐”再到“除灭无明、见本法身”生命历程的再现。从这一角度切入,可使红学研究中的几桩公案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创新与“还原”——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

在迫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文艺学的语境下,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成为近几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其中,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下的学科建设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与怎样扮演角色等在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经过一番有效的争论,对于为什么转型、能否转型所作的肯定性选择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如何转型的问题却众说纷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参与者的争论大多局限在学理层面上作形而上学的分析,具体的实证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一书可以说是在文论转型的…     

佛学家眼中的王国维——王恩洋《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的意义与版本

20世纪30年代末,佛学家王恩洋出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一书,从佛学视角观照王国维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在人生哲学上,王恩洋指出王国维死于信仰终不可立,为王国维死因研究开一新视角;在艺术哲学上,王恩洋对中国艺术的乐天色彩、解脱与艺术之关系等问题有独到的阐释,弥补了王国维认识之不足。目前诸种图书目录对该书的版本著录均有误,而版本认识不清是学界低估此书的表征之一。     

论《红楼梦评论》的小说批评特征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专论,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纲领性著作。在小说批评上,它以哲学美学作为批评基础,以中西汇融作为批评手段,以主题精神作为批评对象,以艺术自由作为批评目的,从而树立了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范式。     

《红楼梦》道家自然精神论

本文把道家自然精神作为一个衡量现实和建设理想社会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为研究视角观照《红楼梦》。曹雪芹深刻认识到这个理想社会体系本身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脆弱性,并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凸显出来,使得大观园这个道家“自然世界”在纯美之中也夹杂着浓浓的挽歌情调。与前人相比,作者实现了对道家自然精神认识上的超越。显得既有一种对大美的不懈追求,又有一种最终落脚于现实的悲壮。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红楼梦》“世界”论探析

<红楼梦>的"世界"论涉及主题、主线、结构等许多范畴,它作为对作品叙述内容的整体审视与把握,有着颇为重要的研究意义.从传统的评点派到新红学,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论.两个世界论、三个世界论、多个世界论可作为其典型代表.这些"世界"论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层进演化,显示出努力挖掘<红楼梦>精髓的可贵探索.这些"世界"论的深层心理认知机制,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言意、虚实等哲学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双构性与多维性.     

《红楼梦》对王旭烽小说创作的影响

王旭烽是一个持守人文关怀的作家。90年代,王旭烽的小说创作场由前期的"迷江"转向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杭州。在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和"西湖十景"系列中篇小说里,作家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文字功底得到了充分展现,彰显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王旭烽在对现实的质疑和对传统的回顾审视的创作观念指引下,积极吸收传统文学养料,探索现代小说的民族化创作道路。在民族化创作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古典小说对其影响深刻,尤其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对其影响深厚。     

“情”被“无情”无情地毁灭——浅谈《红楼梦》悲剧的性质

《红楼梦》是一部展示人世间"情"与"无情"大搏斗的大书。它通过书中的人物及故事,真实、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大搏斗的全过程。而"大搏斗"的最终结果却是:"情"被"无情"无情地毁灭了,人世间落得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儒、释、道的荣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三家均有其各自的荣辱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吸取三家荣辱观的精华，对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座休眠的活火山——《红楼梦》中薛宝钗与王熙凤不说话原因探索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和王熙凤是表姐妹,又都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她们却从来没有对话和交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导致她们不说话的原因主要有三大因素:首先是两人在贾宝玉婚姻对象人选上的立场不同;其次是两人在贾府中的地位之争一触即发;第三是两人未来势力的强弱此消彼长,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两人貌合神离、相对无言。分析出小说中这两个重要人物不说话的原因,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红楼梦》中微妙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悲剧命运,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伟大文学成就。     

《红楼梦》中的忧患意识思想

忧患意识是《红楼梦》的重要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它明写的是一个家族的衰落,实际反映的却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即被人们称之为的"康乾盛世"。贾府的衰败过程和衰败原因是"康乾盛世"衰败凝缩和缩影。历史证明了作者思想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相融

在韩国历史上的高丽时期,儒释道三教虽然各有发展,但呈现出很强的交叉发展以及融合的面貌。虽然历代君王实施儒教振兴政策的很多,但是他们几乎都崇尚佛教。民间的文人志士身上也深刻体现了这种三教互相融合的现象。这种融合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韩国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朝鲜王朝,乃至今天的韩国社会。这对我们解决当今多元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