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產关系适合生產力的規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兼答何高济先生对于中国古史分期問题的討論

(一)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的焦点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到了現在,已進入高潮。如所週知:这个問題的主張,主要分为三派:1.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說,2.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說,3.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晉說,三派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互相辯駁,各不相下,寫下的論文可能已在百万字以上,旁观的人看得眼花撩乱,很难抓住論爭的中心問題或讨論的焦点所在。我們認为:要評論一个学術問題的討論,指出各方的得失,肯定其是非,就必須先弄清楚討論的中心問題或焦点所在。否則,就决难有公平的論断。然則中國古史分期问题討論的焦点,究竟在那里     

关于“大同書”的寫作过程及其内容發展变化的探討——兼与李澤厚、湯志鈞二位先生討論关于“大同書”的估价问题

为了正確的估价康有为的“大同書”——这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偉大著作,研究一下康氏“大同書”的寫作年代及其内容的前后發展变化,会能帮助我們很好的接受这份歷史遺產的。一 1955年“文史哲”第二期,李澤厚先生發表了“論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認为“‘大同書’虽然成書極晚,虽然其中还夾雜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產生得颇     

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

李澤厚先生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期“文史哲”雜志撰有“论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对康有为的“大同書”予以評价;但个人有几点与李澤厚先生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同李先生商榷,并向同志們請教! 一首先,李澤厚先生对“大同書”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來源未能作進一步的窥测。中國近代史,是从一八四○年鴉片战爭开始的。当鴉片战爭前后,由于清朝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和外國資本主义勢力的侵入,于是產生了林則徐、龚自珍、魏源等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者;此后五十余年間,由于中國社会經济的演变以及民族資     

关于纯粹流通费用中可变资本部分的补偿形式问题——评孙怀仁先生的论点

孙怀仁先生在“关于純粹流通費用中可变資本部分的补偿形式問題”一文中,批評了已經提出来过的关于这一問題的某些論点(其中包括笔者的論点),对“資本論”第3卷第17章中的某些文句,提出了基本上言之成理的解釋,并据此創造性地对b的补偿形式,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富于启发性的論点,特別是他考虑到B_2+b相似文献   

略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別——八论生产力性质

在拙作“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七論生产力性质)一文中,同王振民先生初步討論了几个問題,意有未尽。特再写本文,同王先生进一步商量。日后还要繼續請教(如談談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王振民先生在“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証关系”一文中,提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別問題。他因为看到我主張生产力有社会属性,古道热腸地给了我一陣富于辯証法意味的批評,指責我“从根本上混淆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     

美和美的矛盾规律

在文学批評、文学研究、以及典型問題的討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理論的鑽研上,我們总会接触到美学思想、美学原則、美学評价,以及美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美学的問題。这問題原是非常抽象而复杂的。国內学术界关于美学的著作,原不很多。蔡仪同志的“新美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及“談美”等,虽然較有系統,但他們的論点,却不能說是没有問題。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見解,更加值得批判和研究。去年文艺报十二期上,朱光潜先生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     

关于講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它对于我國高等学校中政治經济学的講授,有很大的帮助。几年來,我們利用这本教科書作为教师講課和学生学習的主要参考書,比起教科書未出版以前,教学效果有顯著的提高。但是,在几年來的教学过程中,我們不論是在教师准备功課或对学生的答疑工作中,对于教科書的使用也發現了若干些理論上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將使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講授質量進一步提高。現在把我們复旦大学政治經济学教师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几个问题——与吴承禧先生商榷

吳承禧先生对我的論文作了評介,我是非常欢迎的。在我讀完了吳先生的文章以后,觉得有以下几个問題需要和吳先生研究一下: (一)我坚决地反对把我說成是“綜合的基础”論的主張者:我所以反对“綜合的基础”这种提法,是因为这个提法非常含混不清而又不科学的。試問,究竟“綜合的”这三个字能够确切地标明基础的性質嗎?显然不能。是不是連封建所有制、奴隶所有制和官僚資本所有制也“綜合”在里边呢?天曉得。“綜合的”这个提法完全是由于一小部分学者主观臆断出来的,它并沒有什么科学味道。他們把凡是主張过渡时期第一阶段有基础的人,都一概叫做“綜合性基础的主張者”。其实,即使主張过渡时期第一阶段     

再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学术月刊》今年第六期,我曾对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提出批評的意見,并初步討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当时討論的重点,主要是針对着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社会属性”迭一錯誤观点而提出的。对于他的生产力“自行增殖”的謬論,原准备留待以后分析。最近两三个月以來,平心先生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續发表了几篇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进一步为其錯誤观点辯护。因而,引起学术界許多同志进一步展开爭論和严正的批評,我認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仍試图着重从方法論上来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的错誤实质。为了叙述的方便,現分为两个部分来討論。一,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行增殖”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二,再評平心先生在生产力“社会属性”問題上的詭辯手法。     

答項文和同志

自拙作‘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的基本規律問題的討論’一文發表後,曾先後收到過一些讀者同志們寫信或寫文章来提出不同的意見。拙作在發表的時候,卽曾在一開頭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名言,認为:‘谁都承認,如果没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没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因此,對於拙作发表后,能够引起讀     

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关于老子的政治思想

一九五四年七、八月間,光明日报“哲学”專刊发表了任繼愈先生一篇关于老子思想的文章。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的譯作“老子今譯”,这篇文章也作为附录之一收在書后。这篇文章对老子学說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它的阶級本質,以及老子書中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作了探討,其中包含了一些正确的論断,但也有不少問题很值得商酌。本文打算就老子的政治思想和老子学說的阶級本質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討論老子的学說,有一个困难問题存在。“老子”書不成于老子之手,这在今天差下多已成公論。一般認为里面保存了老子的学說,但也(?)入了后世人的思想。究竟現在的“老子”書里面哪些話是老子的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奴隸社会”是否社会發展必經階段?

江泉先生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关于中国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题的討论”一文中,对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的討論,作了一个全面性的总結,并指出了各家共同的論点:“中國是經过了奴隸制时代的。”但就是这一点,据我所知,尚有很多学者对它不完全同意,或取保留态度。按中國歷史上有过奴隸制时代之說,首先提出來的似是郭沬若先生。他的主要論据之一是:“我們今天既承認了馬克思学說是真理,社会發展可以划分五个时期,在我們中國就不能要求例外。”他說:“在國家初成立的时候是純粹的一种奴隸制。”他在批評周代为封建社会說时說:“周代的社会歷來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進展的程序不     

歷史科学的几个理論问题

近年我國史学界对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到現在还沒有解决。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我認为歷史学中的一些理论問題,各执一端,是造成这种爭論長期沒有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 現在我对几个史学理論問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謬誤之处,请予批評。     

忠王李秀成自傳真伪問題商榷

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文献之一——“忠王李秀成自傳”,自經曾國蕃刪改后,虽曾發生过“真本”和“節本”的問题,卻沒有發生过“真伪”的問题。自从一九四三年冬廣西通志館向湘鄉曾家攝取了“李秀成自傳”原稿,一九五○年由罗尔綱先生撰成“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一書,对于前一問題。得到基本上的解决。一九五六年華东师大学报里發表了年子敏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和束世激先生“評罗著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讀后記”兩文,認为这个自傳“顯然是以曾國藩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伪造的”,这可以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問題。这兩篇文章,經“人民日报”、“文匯报”等的介紹,頗引起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人們的注意。最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先生的“中国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書,經人揭发,从史料到論点,几乎全系抄自右派分子赵儷生的講稿,其中包含着不少严重錯誤,已經有入陆續加以批判。本文試就本人所見到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与同志們商討。(一)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該書在討論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时,認为:“农民暴动和战爭,一方面打击或顛复了旧的腐朽政权,同时也給后来建立新政权的統治阶級及其代表人以深刻的教訓,使他們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讓步,施行一些“輕徭薄賦,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減輕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縛,使生产力获得繼續向前发展的可能,把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他又說:“唯     

凱因斯对英国传统的就业理论的批判的批判〔上〕

凱因斯的就業理論轟动了資本主义世界,有些資產階級学者竟認为这是經济理論的革命。凱因斯也确实尖銳地批判了英國傳統的(他誤称为正杭派)就業理論,認为它只適用于特殊情况而且与現实完全脫節,只有他自己的“新的体系”才適用于一般情况,而且能够解决当前的失業問題,經济危机問題。这篇短文的任务就在于:从凱因斯对英國傳統的就業理論的批判本身,揭露这个“新的体系”的反科学性和反动性。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試論屈原思想——兼与郭沫若同志商討

評价屈原思想,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颇感棘手的問題。从屈原所留下的全部作品来看,既反映了儒家、法家的思想,也反映了道家甚至是阴阳家的思想。所以,長久以来,学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如有人說屈原思想属于儒家,有人說屈原思想属于法家,也有人認为屈原兼具各家思想特点,不好以某一家冠之,甚至主張屈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