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是中国外交的哲学基础

在目前举行的“北京论坛”上，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各国的和谐相处，通过国际合作，有效应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目标，已经成为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重要的新课题。钱其琛表示，“和而不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哲学基础。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之一。中国的外交思想根植于丰厚的中国文化土壤。     

列宁、周恩来、邓小平和平共处思想之比较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内容包括∶(1)反对战争 ,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 ;(2 )军事均势是和平共处的保障 ;(3)不同制度国家应加强经济合作 ;(4 )确认了不同制度国家的主权、独立、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同制度国家扩展到包括相同制度的国家 ;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基本国策 ,大大促进了世界和平。邓小平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和形式 :即反对霸权主义 ,实行不结盟政策 ,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及一国两制 ,发展是和平的保障。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和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灵活运用和深入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制定国际战略和从事国际关系实践,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关于国家主权的思想

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了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终生致力于推广这些原则,丰富这些原则的含义。他在实践上为维护中国的主权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理论上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国际法思想。本文仅选取周总理关于国家主权的国际法思想中的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起拋砖引玉的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国际法理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原则,也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它所蕴含的国际法理念——要求国家积极履行国家义务和彰显和平与安全这一人类的最基本需要,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今天的国际情势下,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同周恩来的名字一道载入史册的．1953年12月31日．在中印有关西藏问题谈判开始之际,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其后,随着中国外交在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上的胜利,及其在70年代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最受称颂的概念之一,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辉煌历史,会使我们更加缅怀人民的…     

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关系准则--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周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年,现已成为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关系准则。它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望和追求,蕴含着强大生命力;它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协调发展,维护了世界和平,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它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好的方面演化,必将继续展现强大生命力。     

从列宁的和平共处策略到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列宁提出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灵活策略。50年代中期,新中国继承、发展了列宁和平共处的策略思想,倡导和奉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贯彻和运用不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都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对某些国际政治问题的认识也有了相当大的转变,我们才真正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贯彻、运用到和所有国家的关系中,从而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普遍性的意义。     

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水利思想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水利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水利乃安邦治国之大事的水利战略思想;按规律办事的水利建设思想;科学治水和依法治水的水利治理思想。第三领导集体的水利思想内部逻辑严密,是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具有继承性与创新性。     

列宁、周思来、邓小平和平共处思想之比较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内容包括：(1)反对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2)军事均势是和平共处的保障；(3)不同制度国家应加强经济合作；(4)确认了不同制度国家的主权、独立、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周思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同制度国家扩展到包括相同制度的国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基本国策，大大促进了世界和平。邓小平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即反对霸权主义，实行不结盟政策，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及一国两制，发展是和平的保障。     

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曾以印地语的音译誉之为“璠查希拉”精神。①它最初是由中国倡导并由中国和印度、中国和缅甸共同协议宣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交往事务中,奉为共同的主张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五项原则,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国际结构以至整个国际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论述颇多,但基本上局限于法律含义上的阐释,而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各项原则的历史渊源、在现代国际法中的地位以及中国一贯积极奉行五项原则的立场和态度等方面的论述不足。学者不揣粗陋,试图就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求对当代国际法的研究有所裨益。     

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外交思想

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外交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外交思想成熟期的标志。其主要内容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实行对外开放；正确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其基本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性。     

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对外开放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我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并有利于执行对外开放这一长期的基本国策。     

张闻天外交思想简论

张闻天同志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张闻天外交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准备、形成、进一步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其主要内容有:外交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行和平外交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革命坚决不能输出等.     

邓小平关于先富与共富的思想研究

邓小平的先富思想具有三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树立大胆致富、敢于冒尖的新理念;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确立按劳分配的新体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弘扬劳动致富的新风尚。邓小平的共富思想具有三个方面的现实价值：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彰显公平正义的道德力量。邓小平的先富与共富思想带给我们三点启示：必须正确理解先富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必须抓住时机,实现先富向共富的伟大转变;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必须结束过时的集团政治模式、势力范围模式,以独立自主和不结盟为依托。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思想,具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和道义权威,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正确指南。     

周恩来关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思想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他关于这项原则的思想主要有：各国自己的事情应当而且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坚持爱国主义就要反对人家干涉内政;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中国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干涉中国内政;平等协商,求同存异,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反对干涉内政不是不接受好的意见。     

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的奠定——新中国外交轨迹

高度概括并指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轨迹 :即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建立国际间平等关系而努力 ;2 0世纪 60年代 ,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毛泽东调整外交战略 ,注重拓展新的外交空间 ,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 ,中国外交由单纯的政治外交过渡到政治、经济外交并重的时代 ;7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论邓小平理论外交思想中的两个大局观

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邓小平确立其外交思想的科学视角。和平是两个大局互动的前提,独立自主是国内大局融入国际大局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话合作的基础,开放是联结的形式,发展是共同的目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两个大局观的指导下,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努力开拓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邓小平“共同开发”设想探析

为解决国际领土争端,邓小平提出了“共同开发”设想。“共同开发”设想就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争议领土,先搁置主权,搞共同开发,共同得利,以后再去解决主权争执。“共同开发”是一个富有新意的大胆设想,对解决国际争端具有启发意义:第一,突破了领土主权至上的观念;第二,强调了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纠纷的意识;第三,灵活务实的思维方法;第四,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