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高昌国讲《仁王经》索考

玄奘西行求法,曾滞留高昌月余,期间应高昌王麹文泰之邀,为之讲《仁王经》。麹文泰之邀请与玄奘之应邀,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就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言,无论是中原抑或高昌,都存在着讲说和推崇《仁王经》的风气;就麹文泰本人而言,他既有着推崇《仁王经》的信仰,也有着希望借助佛教以缓解高昌国危情的需求;就玄奘而言,西游之前,他便已熟习《仁王经》,具备了为高昌王等信众讲说此经的知识储备。通过玄奘弟子圆测的注疏,我们依稀可以看出玄奘在高昌国讲经的内容。     

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在桓台召开

<正> 由山东大学与桓台县府等六个单位发起的王渔洋学术讨论会,于4月27——30日在王渔洋的故乡桓台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专家、学者等48人。王渔洋是清代的一位大诗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领导清初文坛达半世纪之久,有一代文宗之誉,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解放以来,他的“神韵说”及其诗作,一直受到冷遇,研究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发表有关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他的论著更没有人整理过。这次会议,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对王渔洋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评价;二是对王渔洋著作的整理。会议     

阳春召我以烟景 大块假我以文章——论李白山水诗的宇宙意识

李白一生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攀登过泰山,华山、庐山、黄山的险峰绝壑,泛舟于长江,黄河、洞庭、鄱阳的惊涛骇浪,一个个古战场的遗址、旧宫苑的废墟,也留下了他徘徊的足迹。在山光水色中,他时而猛歌,时而悲叹,时而沉吟,那璀璨瑰丽的文辞和动人心魄的旋律,铸造了古代山水诗的巍巍丰碑!     

王安石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没有能在较短时期内培植一大批推行新法的人才来取代腐朽无能的各级官吏.这一点,他在一○七三年(熙宁五年)的《上五事书》中曾经说到过:“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可见,王安石对人中问题是看得十分重要的.     

法显西行述论

对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人们往往注意于汉唐盛世,研究较多的也是汉代的张骞和唐朝的玄奘。而对于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注意不够,对于此时期中西交通上的一个伟大人物——法显亦研究甚少。其实法显西行,对中西交通的贡献,和张骞、玄奘一样,都是很大的。其西行所经之地,“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且“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身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及中开王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出悲剧 ——玄奘的事业及其教训

玄奘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伟人。他艰苦卓绝的西行求法活动,独步千古,素为历代僧俗所景仰。他成就辉煌的佛经翻译事业,空前绝后,常为中外人士所称颂。然而,他所创立的唯识宗,虽然倚仗唐初统治者的支持,曾“盛极一时”,但终因背离佛教中国化的潮流而昙花一现;他解决佛性问题,统一佛学理论的努力也最终归于失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出悲剧,为后人留下了值得认真吸取的深刻教训。因而,认真研究和分析玄奘     

王夫之王霸论浅析

王夫之上承孟子,尊王贱霸,认为王道即是行仁政,其不过是恻隐之心的扩充与推致;而霸者不过是假仁义之名行利欲、富强之私。因此人君要成就王道就必须推己及人,以德服人,而天下之大乱就是因为不能明辨王霸之优劣,并把王霸之别释为公私之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引入情,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并从理、情、势三方面论证仁政必然能成就王业。他还认为孟子对具体如何成就王道,以及作为治道层面的王道,论述过于疏阔。在王夫之那里,王道不是一个完全向三代的回溯,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态。     

翁牛特部源流浅说

一、斡赤斤和翁牛特 蒙古翁牛特部,属阿鲁蒙古的一部分,乃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后裔的部落。关于斡赤斤,《史集》是这样记载的:在蒙古人中,他以好兴建宫院著名,成吉思汗爱他胜过诸弟,让他坐在诸兄之上,斡赤斤的威望很高,经常奉命出征,而元代成吉思汗家系贵族中,只有斡赤斤有“国王”之封。翁牛特,即“有王的部落”之译,此王概指斡赤斤。大蒙古国时期,斡赤斤的封地在东北呼伦贝尔地区,不过当时的呼伦贝尔,不仅限于今内蒙呼伦贝尔盟,是泛指从呼伦、贝尔两湖附近及北方额尔古纳以西石勒喀河流域,直至贝加尔湖之滨的广大范围,翁牛特部的先人最初是游牧在这一地区的。     

给自己备点精神年货

正有个人想得到一块土地,国王对他说,你清早从这里往外跑,太阳落山前赶回来,印上你脚印的土地都归你。那个人就不要命地跑,太阳偏西了,还不知足。太阳落山前,他跑回来了,但因筋疲力尽,摔个跟头就再也没有起来。于是有人挖个坑,就地埋了他。旁人说道:“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呢?就这个坑这么大。”这是大文豪托尔斯泰讲过的一个故事。托尔斯泰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再有几天就是我国传统的新春佳     

论“龙场谪居”对王守仁思想发展的作用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早年喜爱会嵇山阳明洞,筑室居住,自号阳明子,后来又创办有名的阳明书院,人们遂称他为阳明先生。我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宋明理学唯心主义两大主要派别之一的代表人。他的学说对国内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同他的宦途坎坷和充满了风险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他曾是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信徒,也曾笃信过佛、老。龙场谪居期间,“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提出了“知行合一”论以后,思想才转向主观唯心主义,为他的学说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为了进一步探讨王守仁唯心主义理学,因而深入研究龙场时期他的思想发展状况,正确估价“谪居”在其思想发展上的作用和地位,是非常必要的。     

阿沛庄园户籍录之导言

传称阿沛()诞生于吉祥如意、一切如愿的贡布地方。此地有个名叫彭措绕登()的庄园,那里有上中下三等百姓,他们一切福们大增,财物兴旺,都清楚地全部载入了史册。 正如《柱间遗嘱》一书记载:在阿沛属下有个名叫彭措绕登的人。他的祖先,被印度的众多小国王敬戴,成为释迦日扎巴()家族。自法王阿育王以来,次弟继任国王。唯百军王最小之王子,具有伟人之相,依照神的敕言,降生至西藏。当王子降临若布神山()顶时,看见雅拉香波雪山高耸,雅隆地方土地肥沃,降到赞塘巩玛山,立即被放牧的牧人发现,前往问道:“你从何处而来?”他手指太空,牧人晓知他是从天而降的天神之子,一致推举他做自己的君主。随后以颈脖为座轿而迎请。     

《元史》高丽驸马王封王史料考辨

高丽是元朝的藩国。元朝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又封高丽国王为驸马王,以此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元史》对驸马高丽国王有记载,但以《元史》之记载互勘,并与朝鲜14世纪中期的官修史书《高丽史》及元人文集的相关内容互校则不难发现,《元史》关于驸马高丽国王封爵的记载阙误严重,尤以《诸王表》为甚。这对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颇为不利。     

细君、解忧公主和亲述论

细君公主(约前122年-前100年)是汉武帝刘彻侄江都王刘建之女,元封六年(前105年),受汉武帝之命远嫁乌孙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河流域一带)国王昆莫。细君死后,汉武帝又命宗室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约前121年-前49年)远嫁乌孙王。解忧公主在乌孙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与乌孙肥王翁归靡育有三子二女,后均成为西域各国国王或王室成员。本文试就这一内容作一初步的归纳分析,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十三年爯壶断代新考

十三年爯壶于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该窖藏内虽有共王时期的标准器——墙盘,但此壶的断代仍争议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共王、懿王时期说;懿王、孝王时期说;孝王、夷王时期说。时间跨度过大。先前学者多只注重断代中纹饰、铭文书体及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等要素的一种或是几种,由于角度单一,所得结论不免有所偏颇。本文综合考虑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书体和内容,并对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进行讨论,从多角度重新审视该壶的时代归属,认为此壶当为西周晚期偏早厉王时期之器。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载孔子言。『人能弘道。非弘人。』朱子说。『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张子说。『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许多讲家。都以此两说为根据。大体上固然不错。但是道乃空空洞洞。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名状之物。人与道有什么关系。人如何能把道廓而大之。朱子并未言明。张子之说。虽然稍进一层。惟尽性的     

人类荒原中的两朵“恶之花”——高布赛克和普柳什金的吝啬漫议

高布赛克和普柳什金分别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俄国作家果戈理精心刻画的艺术典型,也是欧洲吝啬鬼画廊中的两幅杰作。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中的一个资产者。他拥有巨大的财富,能运用金钱的威力征服整个法国首都,使无数贵族男女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他的权力有如一国之主,因此他自称为“无人知晓的国王”和人们“命运的主宰”。高布赛克性格中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吝啬。高布赛克这一名词,象在法语中已经成为高利贷者的同义词一样,也已经成为吝啬鬼的同义词了。高布赛克是个吝啬狂,他虽然拥有万贯家产,却过着难以想象的     

白蛇

从前,有位以智慧闻名的国王,世界上的事他没有不知道的,好像再秘密的事情也能传到他的耳朵里。不过,这位国王有个古怪的习惯：每天吃完晚饭,桌子收拾干净,其他人都离开后,一位忠实的侍从会再给他端出一道菜来。这道菜用盖子盖着,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因为国王每次都要等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才揭开盖子。     

世外无桃源 乐土在丹心——马来亚闽籍华人邱忠波考

福建厦门人邱波自幼前往南洋谋生，为了获得保护而加入东南亚最大的华人秘密会党之一的建德社，期望会党能为他的生意提供保护．也能让他的心灵有所归宿。经历过兄弟相残的邱波最后以邱忠波的名字畅游商海，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并对其安生之所新加坡和故国家园满怀眷恋。     

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

唐代敕使印度的外交家王玄策应为曾出使大夏等中亚古国的王名远,二者为名与字的关系;《大唐天竺使之铭》为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去程所刻,该序铭对于廓清"吐蕃—泥婆罗道"的南段走向十分重要,并是王玄策途经该道宝贵的标志性遗迹;王玄策数次出使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道"与西域古丝道,历次往返及相关事迹多可进一步考证,其中亚、陇右之行意义亦很重大;唐宋之际撰成的史书及佛教典籍所见《西域记》并非裴矩《西域图记》或玄奘《大唐西域记》,而多指王玄策《西域记》,《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保存了佚失千载的唐官修《西国志》的许多内容。     

唐初“文章世所希”的“刘舍人”考论

唐徐彦伯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赠刘舍人古意》诗,盛赞一位"文章世所希"的刘舍人。刘舍人文章水准之高,影响之大,当时已为公认。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学界至今尚未有人详考刘舍人确指为谁。与徐彦伯有过交游的"刘舍人"有两位,一是刘知几,二是刘允济。结合二人的仕途履历及其与唐玄宗、徐坚的私人关系等因素来看,可断定"刘舍人"即唐初文史大家刘知几。徐彦伯和刘知几二人在文史志趣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故徐氏赠诗给刘知几止此一首,而刘知几并没有回应,甚至刻意回避与徐彦伯共修国史等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