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权利的互动关系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对农民权利意识、体系、内容及其实现都将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农民权利的完善和保障是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所在,对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利的保障——以宪政为视角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对农村的经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基层自治制度进行了基础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提供了宪法保障。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宪法和相关法律在制度安排上也存在着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方面的不足。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的主体地位能否得到确立、农民的各种权利能否得到尊重,是新农村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     

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基础分析——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理解

我国政府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战略决策.它不同于以往的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与农民之间在更高程度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要求我国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要求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并在新农村建设中转变成为新型农民.做到这些的政治基础就在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坚持并进一步践行宪政.宪政能够维护政府与农民的新型关系,保障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本文认为,要保障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基础,就应该进一步加强宪政建设,转变政府职能,保护农民的权利.     

关于新时期加强农民公民意识教育的思考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通过培养和提升农民的科学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市场意识、生态意识和健康意识等现代公民意识,可以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权利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权利问题,使农民成为自主、自立、平等的权利主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价值追求和根本途径。     

农民市民化模式及其法律应对

农民市民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是权利张扬、权利意识觉醒的社会,农民市民化实质上是农民权利张扬的过程,是农民权利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基于权利视野,比较分析农民市民化的国际模式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应选取权利普适型模式,切实保障农民权利的实现。     

浅析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镇政府责任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政府于2005年提出的一项新举措,对这项工作,乡镇政府应该承担起培养新农民责任、构建和谐新农村责任、保护农民权利责任和供给农村公共产品责任。构建和谐新农村、多方位保障农民权利的实现、建构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以及发展教育,培养新型农民,采取多种措施等将是乡镇政府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     

论农民经济平等权

平等权，作为权利的一种保障形式，其本身并不创造权利，也不能超越任何实体权利而抽象存在，而是保护你的权利不以某种方式（歧视）受到限制和剥夺。经济平等是平等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实现其他基本权利的物质基础与保障。在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农民在经济上不享有平等权利，影响了法治国家的建设，所以，从法律角度探讨农民经济平等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平等权的法律保障

农民应当与其他社会主体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但从整体上看,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都存在严重的缺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从落实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开始。文章分析了农民平等权缺失的现状及成因,并结合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保障农民平等权的法律对策。     

社团自治与基本权利变迁

公民—国家的二元对立是现代基本权利理论和制度的逻辑前提。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社团革命促成了公民—社团—国家三元交错的社会结构形式,由此导致基本权利在内容、主体、理念和效力方面发生巨大变迁。社团自治权是新兴的基本权利,是集体权利而非个体权利,是以发展自由为理念的权利,是作为基本权利效力对象的社会公权力。我国基本权利的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都应当认真对待社团自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