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朝文派"时期女真皇帝的文学创作

金源文学至"国朝文派"时期方自具面貌,处于"国朝文派"时期的金代帝王金世宗完颜雍及金章宗完颜璟各有诗词传世.金世宗诗词各有一首留存,诗作<本朝乐曲>当是一首女真语诗歌,诗中讲述祖宗创业艰难,及自己所以继述之意,同时也表达了对金源故土的留恋与感怀.词作<减字木兰花·赠玄悟玉禅师>为谈佛论道之作.金章宗存诗除去残篇,其余六首大体可分为宫中生活、景物吟咏,游览景观吟咏两类.景物描绘富丽精工,笔致轻灵,构思精巧.词作两首,其词咏物而高雅清秀,体小而蕴涵丰富.     

论胡塞尔的"还原"思想与"构成"思想的关系

胡塞尔的思想,从<逻辑研究>时期到先验现象学阶段,再到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始终贯穿着"悬搁"的思路.先验现象学的特点是,通过"悬搁"的彻底化,剥离出完全独立于自然世界、又构成着后者的纯粹意识,实现哲学的绝对的自身奠基,并释放出<逻辑研究>未达到的自身(被)构成的现象世界.这个思路的问题是,由于隐蔽地受制于胡塞尔力图克服的"自然"态度,因而从广义上说来,还原仍只是悬搁某一现成者,回到另一更微妙些的现成者,因此未充分地实现"构成"的思想.     

论"传奇观"与明清戏曲小说的文体关系

明清戏曲小说均以"传奇"为核心的多共性,又存在"别是一家"的传奇特性:小说强化可读性的一面,突出览阅称赏的传奇色彩;戏曲着力可观性的一面,追求舞台动人的传奇效果.明清文人"传奇"理念的演绎.不仅在于奇人奇事的叙事铺衍,而且还在于奇文奇书的审美观照,同时完成文人自我奇才奇气的抒发传达.     

印日安全关系分析:均势安全论与共同体安全论

本文探析后冷战时期印日安全关系及其演变动力,认同现实主义均势安全论对印日安全变迁的解读,即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权力结构的调整,是近年来印日安全关系调整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本文还试图用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安全理论解读印日安全关系,以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均势安全论的不足。近年来印日双方安全互动明显增强,在互动过程中彼此将对方构建成"友好战略伙伴"身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共有观念,并在共有观念的影响下逐步构建一种安全合作的习惯与文化。未来,印日安全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空间,但印日安全同盟很难形成。无论印日进行何种安全互动都会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区域安全和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追溯与穿越:重论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叙事性"问题

90年代以来诗歌的"叙事性"真的可以做到对抒情性的放逐么?叙事性真的可以成为新的诗歌文体吗?如何对90年代诗论条目下的"叙事性"进行穿越?在"本体论否定"的思维模式下,又如何对"叙事性"进行重新观照?诗人能否通过"叙事性"走向统摄世界包容其大部分学问的"史诗"精神无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山水诗与"物色"论

形成于东晋的山水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专门对山水诗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如"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以少总多"和"江山之助"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对当时山水诗创作的总结和概括,而且它还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山水诗创作。并且,后来的批评家们在刘勰"物色"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意境"说。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明成祖与北京城

明成祖定鼎北京,是由许多偶然事件串联而成的,如果没有明太祖的分封,没有建文帝的"削藩",没有"靖难之役"的胜利,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不会有定鼎北京的结果。而明成祖定鼎北京的政治举措又是通过营建北京的宫殿、修造皇家陵寝来落实的。在这个过程中,明成祖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他却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定鼎北京的壮举。     

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

唐代自进入中后期,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又参决军政机密事务,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宦官北衙的势力兴起,虽操纵君主废立命运,然而草制宣诏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亦强化翰林机构的议事渠道,形成一股新兴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对翰林采取强烈制控,由委任翰林亲信,到设立宦官专职的翰林学士院使,均旨在纳入内廷诸司的监控范围.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学士院职掌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翰林于南北司的权力格局之中,如何层累衍生学士、承旨和使职名目,稍作补充.     

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

社会学是为解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社会学关注结构与秩序、寻求社会与政治整合的学科"品格".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其本质属性在于塑造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经由洛克、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相关的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理论契舍了社会学的"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秩序,但需要保持一种本土化警觉.     

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长城与边界:明朝北疆边界意识及其前近代特征

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明确边界意识不同,中国古代边疆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疆域而非固定不变的疆界。在洪武、永乐时期国力强盛之时,长城只是内边疆军事体系,与边界并无关系。但仁宣以后,伴随国力下降与防线内缩,边墙遂成为明朝、蒙古政权边界。在此之外,明朝尚设置界碑、边墩,将之定位为军事边疆,以作为边界防御之缓冲。但在明后期,伴随蒙古对明朝威胁加剧,明朝已在事实上丧失了对边墙以外的控制功能,这一局面在隆庆和议后进一步合法化。概而言之,对于长城与边界之关系,应从中国古代独特之边疆意识入手,考察其前近代特征与变化轨迹,而不应与当代边疆概念简单比附。     

论京沪金融中心建设及北京的选择

本文对北京和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对比分析 ,对两个城市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所谓“竞争”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北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论皎然与陈子昂的诗学分歧——兼论皎然批评陈子昂的原因

皎然和陈子昂的诗学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不同。陈子昂处在高宗、武后时期,此期文坛的主要使命是批评齐梁文风,倡导汉魏传统;皎然活跃于大历时期,此期作家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多种途径的创新来实现对盛唐的超越。二是诗歌理想不同。陈子昂所重的是慷慨悲壮、雄浑激昂的阳刚之美,皎然则恰好相反。三是诗道观不同。皎然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陈子昂则更注重对诗歌内容的关切。四是两人的文学史观及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不同。皎然的文学史观继承了刘勰等人的辩证思想而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主张变中有复,方法上主张论代和论人的统一;陈子昂则主张复多变少,方法上更着眼于整体,对个体的多样性顾及较少。这些分歧是皎然批评陈子昂的主要原因,也是皎然建立其诗学体系的前提。     

双重抛弃：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兼与肖瑛商榷

摘要：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的社会是社会与社会学彼此抛弃的必然结果。社会学要回归社会,必须明确其知识体系的基础,即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社会主体。但社会概念的空泛化、去人化使其合法性、根性得以丧失。肖瑛给出了回归社会学的辅路途径,布迪厄引入“场域”代替“社会”。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导致社会与社会学相行渐远,社会和社会学的双重失根也成为必然。社会的失序、社会性中介的断裂、媒体与大众单一化终结了社会性,也终结着社会学。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的化解成为社会和社会学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