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论《沧浪之水》的“内向性”及其审美意蕴

阎真在《沧浪之水》中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内向性"叙事姿态,即把表现人物内心状态当作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并以此来安排文本的叙事结构和节奏。《沧浪之水》独特的"内向性"首先表现在作品把人物的内心状态当作小说表现的重心,其次是文本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旨归极其丰富,第三是把"真实性"原则视作艺术的生命,而且同样达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沧浪之水》表现出的这种"内向性"的倾向叙事,不但避免了文学因"向内转"而可能导致与现实脱节的问题,还赋予了作品为许多官场小说所不及的独特审美风味和多重艺术意蕴。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托其名"思想探微

楚简《太一生水》"托其名"之"名"是天地初开时的"混沌"名."混沌"就是"清浊"或"清混"(也作"清浑"),即《太一生水》中之"青昏".因此,"(青)(昏)"应厘定为"青昏"而非"请问"."托其名"就是依照贵道原道循道用道的逻辑理路循序演进,对宇宙生成过程进行逆向追述,上溯至天地的源头,因"青昏"之名,循"道"之字,以行"浑沌氏之术".     

周培源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20世纪70年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72年,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但"四人帮"反对《人民日报》发表此文,并下令将此文转给《光明日报》。文章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以后,他们又通过报刊杂志等形式对周培源及其文章进行批判。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四人帮"垮台后,周培源揭露了他们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的用心是反对周总理,并不失时机地重新倡导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老子》中的隐喻思维——以“水”“谷”之喻为例

从隐喻视角来看,《老子》的叙述方式与西方隐喻理论不谋而合。经文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喻象使得微妙难闻的大道得到揭示,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通过喻象得到互动,"水"与"谷"具有处下、居卑的意蕴,具有承载长养的作用,"道"的诸多特性通过"水""谷"以及"婴儿"等一系列喻象得到彰显。隐喻思维在《老子》的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道"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隐喻,"道"作为"道路"具有指向意义,然而"道"作为言说方式又不能言说最本原的存在,以"水"与"谷"为切入点以隐喻理论为视角来理解《老子》或许是值得尝试的方式。     

《周易》水文化浅析

水是地球生命的起源之处,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与之有密切的联系。水是所有生物生存所依赖的重要资源,人类很早就对水产生了认识,中国古代的五行说,更是把水排在了五行之首。在《周易》中,水就是其中的重要意象之一;通过"坎"、"困"、"涣"三卦为代表阐释《周易》的水文化。     

从"濠梁之辩"到"渔樵之隐" ——论恽寿平鱼藻图中的庄学意蕴

《庄子》是乱世中明遗民思想的寄托。遗民画家恽寿平熟读《庄子》,在诗词题跋中以庄论画。恽寿平将庄子的"濠水之鱼""相忘之鱼""逍遥之鱼"等"鱼"意象融入他的鱼藻图中,以庄子的"濠水之鱼"自比,借庄子的"相忘之鱼"以期摆脱困境,通过庄子的"逍遥之鱼"追求渔樵之隐,进而寻求身心的自由与解放。作为遗民群体的代表,恽寿平在面对国家覆灭以及个人生存价值重新定位的时代变迁当中,通过饱含丰富庄学意蕴的鱼藻图,进一步抒发了遗民群体的抑郁之情,为逐步走出精神困境展开了艺术实践与美学探索。     

刘勰与钟嵘论"奇"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多次用到"奇"这一术语,但两人所论之"奇"的内涵有很大区别,他们对"奇"所持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折射出两人论文指导思想和著述目的的差别。     

中国“现代诗学”视野下的旧诗新诠及其现代性

基于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视域,在"诗的新批评"之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持续深入展开的历史背景下,将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程千帆、赵萝蕤等人以现代意识来重审古典,以新的阐释方法和语言来具体分析古典诗歌之词义、句法及深层意蕴的批评实践纳入讨论范围,以他们解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杜甫的《月夜》、李商隐的《锦瑟》等经典诗作的文字为例,来审视他们"新批评"的独特意义,以期由此个案分析,来展现包括他们在内的现代作家和学者群体,在促成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利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与批评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批评实践所具有的诗学史意义。     

随想

近与一友论画,甚是投机,由谈山水而及山、水,进而话题着落于画水之议,以及以水比附竹之德之叹,好不畅快。随记如下:专门画水之名家出现于唐宋间,见方干《玄英先生诗集》,有"卢卓山人画水"、"陆山人画水"诗,其后晚唐之孙位、孙知微更卓著,再后北宋之蒲永升得二孙笔法,为东坡作水图二十四帧。传至南宋,有马远得其意,     

从司马迁以“仁而爱人”评价平民刘邦谈起

正对于电视剧《楚汉传奇》及其顾问王立群关于"平民刘邦是‘乡间泼皮’‘流氓皇帝’"的说法;由于他们均标榜自己的说法来自对史书的研究,许多观众读者可能还以为真是源自汉代著名史家司马迁之(《史记》)太史公书。欲知底里,不妨再认真研读《史记》、《汉书》,并比对历代学者对之《注》说,进而探求太史公记述"微时刘     

论《园丁之歌》兼驳“四人帮”对它的诬蔑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四人帮"指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对湘剧《园丁之歌》大加讨伐.围绕这出戏展开过一场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天,打倒了"四人帮",《园丁之歌》又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大放异彩.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辩论清楚:《园丁之歌》究竟是"毒草"还是香花?为什么"四人帮"这样恶毒地攻击它和扼杀它?这场斗争在政治上、在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上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明前期台阁诗学与《诗经》传统

在明永乐至弘治近百年间,台阁诗学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在其前期亦即永乐至宣德时期,以杨士奇、梁潜、金幼孜等为代表的台阁诗人将《诗经》从高阁之上的"远传统"转变为切近现实的"近传统",使之成为建构其诗学体系的核心力量,做出了中国诗学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具体而言,超越唐宋、凌驾汉魏、直追三代的自信心理,造成了台阁体诗人对《诗经》的极端化追捧;"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公卿大夫心态,激发了他们对春秋赋诗传统的效仿与模拟;教化万民以成就盛世的使命感,引导着他们从"性情之正"发展出"性情之真"与"自然意趣";对"治世之音"的追求,形成了他们"鸣一代之盛"的当代意识。到台阁诗学发展后期亦即成化至弘治时期,程敏政、李东阳等人对台阁诗学加以改造,继承《诗经》的"讽谏"说,从而实现台阁诗学中的美刺均衡;凸显《诗经》相比于其余诸经的本质差别,从而提高诗区别于文的抒情价值;在对《诗经》的尊奉上有所松动,对后世诗格更显包容,从而为复古诗学的出现完成了必要的铺垫。     

《格萨尔王传》英雄形象性格的经典性——基于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比较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动态地、发展地叙写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赫克托尔、涅斯托尔和佩涅洛佩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和盘托出了他们在为荣誉而战的光环下的追求体系;《格萨尔王传》也在为"善道"而战的旗帜下,动态地、发展地写出了格萨尔、贾察协噶、绒察查根、珠牡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将其追求体系和盘托出。中西两大史诗均开创了同时描写古代英雄之表层性格和"深层性格"之先河,他们代表着"英雄时代"之时代"英雄"亦人亦神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体现着人本意识、自由意识以及责任、担当、关怀意识,具有经典的人文价值和崇高的审美价值。从英雄形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格萨尔王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不愧为《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东方版。     

鲁迅《狂人日记》之我见——试与果戈里同名小说之比较

鲁迅与果戈里两位文学大师,生不同时,地隔欧亚。可是,他们的两位骄傲的产儿——《狂人日记》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世界艺术之宫里相视而笑,形影不离。正如普希金历描绘的“他们交溶了,浪花和岩石,诗和散文,冰和水”。然而浪花与岩石,诗与散文,冰与水毕竟不一     

好古与忠信:先秦儒者子张与申祥的威仪从政论

子张之儒,是先秦儒家重要一派。他们重视历史,因此看重《尚书》,对于其中所记载的古圣先王之身体威仪亦尽力模仿,其"禹行而舜趋"的外在表现,亦可看作是对孔子"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善人之道"的身体力行。子张之后,其子申祥(颛孙子莫)成为该派儒者之主要代表,他把子张的从政君子威仪修养论概括为"执中",并主张君子有"三去",强调从政君子之修养不仅要"摄威仪",更要"主忠信"。这与"郭店楚简"中《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三篇文献将"忠信"凌驾于"仁义"之上的学理倾向若合符契,我们认为这三篇文献可以归于以申祥为代表的子张后学。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前言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话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红楼梦魇〉自序》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角。     

《易》之"象"与《诗》之"比兴"

在《易传》的阐释下,按照《易》之所成及所指,《易》之"象"有以下三类含义:一、卦、爻以及其征象;二、象征,模拟;三、物象,意象.《易》之"象"与《诗》之"比兴"相类.《诗》之"比兴"离不开意象,某些意象具有原型的意味,内涵丰富.《易》以"象"认识自然和社会,《诗》以"象"表情达意,它们以取象思维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