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河南两省随机调查数据,以职业和地理区位变化为标准,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运用多元定类logit回归模型,在农户水平上探讨了农户流动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家庭主要劳动力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地区就业环境等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选择都有重要影响,特别指出季节性就业流动模式是竞争弱势家庭在本地竞争被挤出后的次优选择.此外,流动模式选择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区域特征.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的路径 ——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家庭策略的融合

通过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路径外在宏观条件和内在微观机制的分析,可以更完整呈现城市化的社会规律,反观当前的相关理论及城市化政策的问题。与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不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趋于完全城市化。多个发达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发达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是农民城市化的前提,其特征是就业机会丰富、就业时间充足与就业成本低廉。就家庭策略而言,农民家庭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家庭充分就业和家庭婚姻联结将本地劳动力市场优势转化为融入城市的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完全城市化。     

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途径:提高工资率抑或延长工作时间

区分外资进入通过工资率途径与工作时间途径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外资进入的福利含义和加强工时监管的实际效果。基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视角阐释了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检验了外资进入通过前述两种途径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且对工资率与工作时间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增加年工作月数以延长工作时间是外资进入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与外资进入主要通过提高工资率促进城镇劳动力收入增长形成了对比。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外资进入影响，雇用型就业、无劳动保障、单位规模小、流动性强、就业保护弱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升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将土地转包出去，并从事本地雇用型工作、非农业生产经营性活动或长期在外务工。因此，应坚持将引进外资作为我国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持续推动降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实现稳定非农就业和收入增长。     

中国农村城市化模式的需求分析

文章从需求方面研究农村城市化的模式。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的迁移趋向进行了统计分析,建立了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目标选择的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和城市化迁移选择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迁移行为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得出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模式不能以小城镇为主等重要结论。     

人口流动模型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劳动力流动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或经济活动人口的迁移一般具有双重涵义 ,即地域性迁移和行业性迁移。劳动力迁移主要有三种形式 :1 ,劳动力在本地更换行业 ;2 ,劳动力异地在同一行业就业 (即劳动力的地域性迁移 ) ;3,劳动力行业性迁移 (异地在其它行业就业 )。从经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提出收入的比较利益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流动。亚当·斯密特别重视市场竞争和分工 ,他从城乡间不断强化的商业联系和劳动分工…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利用江西省随机调查样本数据,选取多元Logit模型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特征是影响其选择不同区域就业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等变量;农村劳动力家庭因素是抑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特征中劳动力流动就业从事行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同样存在较大影响;而外出务工的主观评价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略小。     

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规律研究

利用2011年城乡居民随机问卷调查数据组成研究数据库,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将农户分为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型、本地小城镇化型、半城市化型和城市化型四种生计类型,并对四类农户家庭的人口特征进行统计、比较和显著性检验,寻求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现实依据。分析认为：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差异的必然要求;家庭人口特征对城市化转移区域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成为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着力培育新型农民、着力扩大小城镇规模、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等,以推进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     

农村劳动力流动如何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使用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县803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探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会促进农户退出宅基地,且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随流动距离的增加而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显著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但农户家庭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表现为“遮掩效应”。从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的风险寻求解释机制,结果表明,来自市场、制度及社会等层面的风险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从社会网络异质性角度看,这些风险对低社会网络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大。因此,建议积极引导达到城市化要求的高收入群体走出“半城市化”,从市场、制度和社会三个维度破解农户宅基地退出障碍,帮助农户进一步拓展社会网络来弥补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漏洞。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化

利用CHNS数据,对1989—2009年间中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上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此外,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中等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高,而最高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低。（2）2006年之前收入流动性基本上有利于大多数农村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2006年之后则不利于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此外,1989—2006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地位的改善更多地来自于较低收入阶层以及最低收入阶层强有力的向上流动的推动。（3）不同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最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较最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要相对更为强势;较高和较低收入阶层向底层分化的态势日益明显;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容易巩固,其经济地位改善的前景不明朗。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苏北农村地区老年人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江苏省北部地区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量表）和自制调查问卷,对苏北四市农村地区1 889名老年人进行调查,分析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状况,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苏北农村地区老年人EQ-VAS平均得分为（71.3±16.7）分,老年人对其行动能力、自我照顾能力、焦虑或抑郁的评价较高,满意率分别为75.2%、83.2%和78.2%;而对疼痛或不舒服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价相对较低,满意率分别为56.2%和72.9%。年龄、经济收入、婚姻状况、患慢性病情况、居住方式等均可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状况。结论：苏北农村地区低收入、独居的空巢老年人需要更多关怀,政府应加强农村老年居民慢性病健康管理,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养老环境。     

人力资本不决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吗？---基于合肥市的调查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部分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没有影响甚至是负影响,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一致。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市场的调查分析得出：培训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异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当前农民工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没有使农民工掌握一门真正技能所致;健康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在抽样中存在选择性偏差所致。文章在不掌握全体样本信息的条件下,使用截面回归模型和相关统计方法对上述推论进行了验证,结果支持上述推论。     

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投入研究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作为影响儿童成长的环境因素之一,以家庭投入的形式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发展。笔者回顾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导致的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利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相关文献,重点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投入现状以及问题,并就如何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投入提出了建议。     

农户资源禀赋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农户调查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个衣户调查数据．以家庭平均年龄、人力资本存量、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社会网络、特殊经历等变量来衡量衣户资源禀赋并以其为解释变量，使用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衣户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衣户劳动力转移决策的估计中。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就业收入是影响最为显著的2个因素，在非衣就业比例较低的地区尤甚。农户社会网络、非衣就业经历和预期人均非衣收入对衣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影响显著，但人力资本存量和村人均收入水平对估计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影响衣户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的资源禀赋，也有负效应的资源禀斌，对于减少衣户资源禀赋负效应的影响，提高资源禀赋量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