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裔介的道统论

明清时期,对儒家道统传承脉络的整理蔚然成风,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和《圣学知统翼录》便是其中一家。他认为,儒家道统就是见知闻知之统,颜曾思孟见而知之,周张程朱闻而知之,儒学就是通过见知闻知而传承的。他批判了佛教、陆王心学和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魏裔介列出了48人为道统传承者,其时间跨度是从传说中的伏羲到明末。在对道统具体内容的梳理上,他主要抓住了三条线:1.易的传承;2.中庸观念的传承;3.心性观念的传承。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宋明理学四书学与道统观

在经历了先秦至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散性的关注后,宋明理学逐渐构建起了四书学体系。宋明理学四书学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道统谱系相对应,实现对道统的体认,就是为了充分挖掘《四书》原典中的思想资源使道统解释更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就是立一内圣外王之道统,最终以确立宋儒继承道统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论道统思想对宋代民族观的影响

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正式提出"道"的传授系统说,可谓开宋代理学"道统"论先声。宋代朱熹首创"道统"二字,大力推广道的传授统绪,成为道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道统"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夷夏观和正统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礼别华夷"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人们对"正统"的评判标准更加强调政权是否统一了"天下",是否承袭了"道统",是否"重德",而主政者的族属身份和传统的"华夷之辨"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化。这既是宋代道统思想浸润的结果,也是历史上夷夏交融的结果。     

宋濂的散文艺术与绵延意识

宋濂是由元入明的文学家,为明代文臣之首。《阅江楼记》是宋濂的名作,其结构孕育着八股文的胚基,其文气即作者强烈的历史意识。宋濂的散文艺术,上承宋人王禹傅,下启清人刘曾。宋濂不同于王、刘之处在于他那特别强烈的绵延之感。在绵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绵延是不可量度的精神活动,而文人在此活动中快乐无比极其幸福。中华民族文化的绵延是宋濂最为关心的问题。宋濂对历史的把握是一种带有其个性特征的时间感,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宋濂散文的文本品质。     

马克思恩格斯公正观与中国传统公正观之比较

马克思思格新的公正观以西方社会形态演变为依据,从社会经济学说的角度研究并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公正观.而中国儒道墨法家的公正观则植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除了与西方社会的公正观有一定的共性外,还具有特殊性.因此,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公正观与中国儒道墨法家的公正观之间的关系,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记》道统观、政统观之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撰书意图的表达、篇章的设置与人物评价的标准三个方面,表达了对儒家道统的承继与坚持;又通过追溯由五帝时代"政统""道统"合一演变到夏、商、周、秦"道统"与"政统"分离的轨迹,强调了最高统治者是否法天施仁关系着朝代命运的政统理念。同时也指出儒士追求"道统""政统"合一理想的现实困境与解决途径,认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行途径乃在于支持推翻暴君和努力"为帝王师"。     

抗战爆发与文学观的变移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抗日战争对中国新文学和文学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新文学在继资产阶级性质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无产阶级性质的阶级论文学观的演变之后,在抗战爆发时又确立了全民性质的民族文学观。在整个抗战期间,民族文学观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同时又与阶级论文学观发生着此消彼涨的复杂统一关系。最终随着抗战的结束,民族文学观退出文学历史的前台,阶级论文学观重新占据主流地位。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论北宋咏物赋的借物言理

本文论述北宋咏物赋借物言理的文化现象,分成借物阐儒家之理、借物言释家之理、借物述道家之理等三个部分,并分析了宋代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思想表现。     

论北宋初文臣的梁陈文学观--以《文苑英华》选取陈代作品的态度为中心

陈代文学是齐梁文坛"永明体"转向"宫体"之后,文学在保持宫体余绪的同时,进而趋向近体化、拟乐府与以"赋得"为题等诗作的嬗变阶段,而北宋初所编《文苑英华》选取了陈代文学作品中精华,却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折射出赵宋统治者的文学主张。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儒释道思想对湖湘迁谪山水文学的影响

湖湘有着深厚的迁谪文学传统。迁谪山水文学中的儒主要表现于关心现实、借山水景物委婉地表 达情怀,释主要表现于在清静空寂的禅悦境界中慰藉心灵,道主要表现于对天人合一境界的描绘与对隐逸 仙境的向往与追求。这是湖湘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迁谪山水文学艺术魅力的主要源泉。     

中国古代大儒情怀的变异

中国历代大儒在建构其儒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并非完全执著于儒家人格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而是在人生进取中 ,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人生情怀的变异 :吸纳道家情怀和采取以佛济儒的方式 ,即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然潇散的人生形式和超然忘我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化出混同自然、任性无为、超然无累的生命态度 ,以及当这种坚持受到极大的阻碍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暂时放弃执著而用佛家的方式去继续这种人生努力。道家人生情怀与以佛济儒是中国古代大儒在人生进取受阻时所产生的人生反应和应急措施。从文化价值上看 ,历代大儒将道家情怀引入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实践 ,为执著入世的儒学士子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 ,改变了儒家人格理想上单向度的人格塑造 ,从而使儒家人格增加了实践上的经受挫折的力度 ;而大儒的以佛济儒的人生方式 ,则从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提供了各文化体系融合的仪范 ,显示出各种文化相参并济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中国古典园林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在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宋代园林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宋代园林的发展和成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儒家、道家、佛教的主要思想、宗旨和哲学观对宋代园林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宋代文人性格和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宋代园林布局、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塑造中。     

《西游记》的超然佛道观评析

探讨灭佛的激烈的宗教运动如何渐渐转变为佛道二教共存且相互影响而形成较为温和超然的佛道观念。从＂三武一宗＂的历史史实入手,以《西游记》作佛道融合的例证,从文化与经济两个角度探讨佛道观念的转变。最终得出佛道二教在思想主体地位的淡出与经济势力遭受打击两方面原因导致佛道相互之间的关系温和,界限模糊。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试论宋学的时代精神

宋学作为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