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中国东南亚政策

在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存在。他们的存在对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来讲都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作为东南亚国家的近邻,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受到了华侨华人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多个视角、多个方位,并结合历史事实,在宽泛的层面上分析华侨华人对中国东南亚政策的影响。     

一战期间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经济交往新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此,他们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中国政府的帮助,解决在航运业、商品供应等环节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研究表明:一战后,东南亚华侨经济上当地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学界应该摒弃民族主义单向、单线的狭隘视野,以及简单套用西方殖民主义模式的错误做法,站在华侨的立场,从双向、互动的角度对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历史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国家定位(1943-1945)

国家定位即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综合实力和外交政策需要,对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看待与界定.1943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进行界定,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与国际体系的创立,逐渐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际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身份认同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胜利无法掩盖内政的失策之举,为新政权代替也是历史必然.然而,历史的外交遗产将影响着下一代中国人的寻求独立自强之路.     

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的鸦片问题(1848-1943)

自19世纪中叶加州发现黄金后华人开始大童赴美,到1943年美国取消排华法的近一百中,美国华侨社会中的烟毒较为盛行.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烟毒流行,主要是鸦片吸食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美国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消遣方式;从事鸦片贸易而获取的暴利,驱使华侨热衷走私和贩卖毒品,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为毒贩提供武力保护.鸦片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巨大,致使华侨浪费钱财,伤及身心,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它还引发了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给美国排华分子以排华口实.在控制烟毒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而华侨商贩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毒行动难有成效.     

从华侨华人参与东南亚电影产业的历程看自身社会角色的变迁

电影艺术传播到东南亚之初,华侨华人就开始参与电影的创作和传播。华侨华人参与电影产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侨华人从中国引进电影和戏剧作品;第二阶段是华侨华人在创作的电影中融入东南亚文化元素;第三阶段是华侨华人创作电影传播东南亚文化。华侨华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从对单一族群的关注转变成对东南亚社会的整体关注,体现了华侨华人群体对东南亚文化从"他者"到"参与者"再到"传播者"的变化历程。华侨华人社会对电影这一古老而年轻的艺术形式在观念上的变化,折射出华侨华人自身心态上的变化。     

华侨社会思潮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随着祖国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及改良与革命两种思潮的冲击,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亦由情感而入理智,形成了影响广泛而持久的时代思潮。本文作者从内容、性质、特征、表现形式和影响等几方面对这一时期华侨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国民政府对矿业的管理,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整顿矿业秩序,规范采矿行为,来开发矿利,提高财政收入,增强国势;另一方面却无法控制过量的税费和运费,无法改善矿业的生产技术,降低矿产品成本,从而制约了矿业的发展。这种矛盾与冲突,既与当时政治环境不良,政权尚未实现实质性统一有关,也与国民政府自身政治体制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下,政策缺乏整体规划不无关系。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美援"与民意间的抉择——评1947～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对内政策

在1947～1948年间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及抗议美国援华法案的斗争中,"美援"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民众间三方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美援因素影响,国民政府在对内、对美政策上陷于左右矛盾的困境之中,而其最终违逆民意的选择更使它在内政外交中均陷入空前的孤立,并成为其统治在一年之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1927-1949)专区公署的辖区设置与经费保障

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作为一个重要行政机构,其辖区是专员区公署制度实施的地理空间,经费则是专员区公署正常运转的保障.那么,国民政府是如何确立专员区公署辖区的,又是怎样从法律的角度来保障专员区公署经费正常供给的,在现实中这些规定能否得到落实等等,皆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辗转东南亚:高甲戏海外百年(1840—1940)

高甲戏在东南亚的海外百年,是地方草根剧种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场域,造就的一种独特的戏曲生态景观。辗转东南亚的百年间是高甲戏提升表演艺术、树立剧种品格、实行剧种变革的关键时期。本文略述高甲戏在东南亚的兴衰沉浮,意在还原一个历史的语境,并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观照和阐析,欲窥其一端,为高甲戏剧种当代发展之镜像。     

国民政府早期省制之变革——以《省政府组织法》颁布修订为中心的考察(1925—1931)

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重要阶段。1925—1931年间,经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对省制的初步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和进入训政时期对省制的修订。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省制颁布修订主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来推行;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依靠胡汉民派和蒋介石派,国民党其他派系也参与其中为自身争权谋利。政治派别在推行其主张时不同程度上都要依靠军事实力派来作为其后盾,而蒋派主要依靠自身军事实力。1932年前省制相关法律的颁布修订,集中在央地权力关系和省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两方面,对省政府权力、省与中央关系、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和省区区划规定得越来越精确和细致,但同时也产生许多新问题。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

抗战胜利后,在主客观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和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三个专门调查机构从不同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尽管这一调查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极个别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也不高,但战后国民政府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大量人证物证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同时也在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论柏林危机(1948～1961)与冷战初期的德美关系

文章通过研究1948年至1961年相继爆发的三次柏林危机,对冷战初期的联邦德国与美国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德美关系由最初的亲密无间发展到后来的摩擦不断,其根源在于德美两国随着各自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使双方在国家利益、战略目标等方面不一致,导致了在柏林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摩擦。     

最后的挽歌: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1948～1949)

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对军事局势的快速恶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政工局取代新闻局,以加强政治工作。然而,再度改制后,政治工作同样流于形式。濒临绝境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惯常的唯武器论,转而反思土地政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并意图模仿解放军的拥军优属策略。官兵战斗力的低迷、军民关系的陌路与敌对,突出说明政治工作的功效完全丧失。南京政府的正统性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抛弃。政治工作犹如国民党政权行将就木之际的一曲挽歌,无力哀叹着病入膏肓、人心离弃的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走向崩溃。     

林孝庭及其《西藏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边疆(1928-1949):阴谋与族群政治》

林孝庭的《西藏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边疆(1928-1949):阴谋与族群政治》一书利用近年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对西藏近代史及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等提出了新的观点.本文以该书第十章为例,对其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