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变革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渊源及其法治化路径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丰富的国际法渊源,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视角,其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理论学说和当代国际法原则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同时深化了现代国际法治的精神内涵,促进了国际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相应法治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引领重塑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法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是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载体,通过国际法能够帮助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国际法律地位、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以法的形式切实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中的推广适用,为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良好国际法治环境和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奠定制度基础、创设有效路径。     

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理念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际主义理念,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格局形成了很多宏远设想.在经典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理论实践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目标并努力实施.随着革命探索逐渐深入并取得成功,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高举意识形态旗帜逐渐走向推进友好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追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面对逆全球化的环境,强调国际法治的崇高地位.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格局的认知日益清晰.这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治理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在中国规划进一步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需要从工作认知的角度提升国际法的地位,并且提供更多的国际法职位与高等法学教育中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相对接.与此同时,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之中,应当进一步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高层次、高水平要求,以更具问题导向的思维提升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为基准的考察

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进程推动了法治从国家统治方式(国内法治)发展成为向全球治理方式(国际法治)。从形式法治概念出发,(国际)法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法律的可预期原则、法律的普遍适用原则和法律纠纷的有效解决原则。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主要差异在于:国际法治是契约型法治、多元分散性法治,国内法治是强制型法治、一元型法治。国际法治区可分为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这两个层次的法治的典型是WTO法治和欧盟法治。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形成,不仅指明了国际法已经从其诞生之初的共存国际法经由合作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愈来愈指向基于共进国际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厉行依宪治国的法治使命及其对当代国际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新涵义。因此,在实在国际法意义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不断载入有关国际法律规范文件和国际条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不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与人类法治文明进程的相向而行,也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谋大同所抱持的“胸怀天下”情怀和新的更大的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实现国际法体系现代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法治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治创新实践;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实现中国从国际法规则的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全球治理赤字的当代分析和中国路径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解决全球性问题有赖于全球治理体系。但是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非正式造法、非正式机制、非国际组织等的国际治理新范式逐渐抬头,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治理机制也随之弱化,全球治理赤字加重。理解全球治理赤字,分析其中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把握当今国际治理的发展动向,探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身份和进路。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研究

全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诸多行为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种理想进路.在众多的治理主体中,除传统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外,对国际法发展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为国际法的发展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主体资格问题却日益成为影响其有效参与国际法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理性面对并合理解决此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的革新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

现行国际法体系本质上由霸权国主导构建.中国的国际法治思维停留在"第三世界"层次.美国国际法治思维的堕落,动摇了其霸主地位和构建新时代国际法体系的主导权,这对于中国这位国际法体系后来者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促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之革新,乃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新国际法治思维,明确不旨在称霸世界,也不走霸权国称霸前国际法治思维层次高、称霸后则逐渐堕落的老路,而是旨在将国际法治思维从"第三世界"提升到"领袖型国家"的高度并予以保持;要借鉴罗马法的范例,以法律因素争取国际认同,倡导适应于新时代的、先进而合理的国际法并以诚信的态度遵守、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掌握国际法律体系构建的主导权;要在国际法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以身作则、大度公允、兼顾公私,保有担当构建国际法体系责任之使命感与魄力,最终主导构建出适应于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发展需要的国际法体系.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全球化与国际法的人本主义转向

国际法存在着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但是,由于20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大规模跨国交往、国际危机与问题以及人权国际体制所带来的全球化趋势,国际法正在从“国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当前的国际法不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人本主义规范,而且逐渐在整体上以人类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国际法的人本主义是实现国际法治的重要前提之一。     

数字经济与全面依法治国共益治道变革:运行机理和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具体在数字经济发展规范领域,主要体现为健全完善法治在与数字经济互益共生、共同发展的生态关系的形成与运行上。一方面,法治为数字经济搭建治理框架,建立健全规则体系,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多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可为法治充分赋能,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使法治能更高效地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行为及新要素,应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框架和背景下科学审慎地开展监管与治理,在科学规范、公平有序的基调下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此进程中,数字经济治理全球化协作是应有之义,我国应主动参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体系,提升数字经济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际法价值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完整、全面、系统的体系，包括国内法治及涉外法治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国内法治的思想具有基础性价值，而涉外法治的思想则涉及到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等重要。在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主张。这些主张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为国际法的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     

涉外关系治理的法律化与中国涉外法律实施

涉外关系是国内视角的国际关系，其治理模式因时而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手段。随着《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国际关系、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关系被纳入法律治理轨道。涉外关系治理亦存在法律化必然性，但法律治理模式与其他模式仍存在密切的关系，内国在这一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法律治理可以采取国际法、国内法和政策协调等途径。中国涉外关系的法律治理可以称为涉外法治。中国涉外法律实施应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适当发挥法律域外适用和域外管辖的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下,传统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不断暴露,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囿于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监管框架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面临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稳固、新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深受内外双重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诸多障碍,中国须夯实国内经济基础、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构建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新时期国际秩序的特点与变革

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的变革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探讨促进新时期国际秩序变革的因素。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稳定性、实用性、失衡性、多变性以及区域性等五个特点,而金砖国家的崛起、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治理理念的深入则构成促使国际秩序转变的主要因素。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增强多边性和民主性,削弱失衡性,但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     

低碳主义的宪治展开

"低碳主义"就是"主张"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将在以"保卫地球"为宗旨的原则下进行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一切行为,而且这种"主张"是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主张",完全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我们应面对全球法治的新形势、新要求,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借鉴国外做法,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路径.低碳经济是法治经济,低碳经济的实现,落实低碳主义的顶层制度创新是关键.在宪法治理的框架中,征收碳税要遵循税收宪定,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从而实现碳税正义.     

论国际法治推动下中国刑法的完善——以贿赂犯罪立法为视角

近年来联合国一直积极推动建设国际法治,并取得了显著成就。2006年10月,第61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国家与国际两级法治问题列入六委议题,呼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全面实行法治。至此法治被赋予了超越于国内法治而与国际法治相对接的新元素,各国国内的法治建设也获得了汲取和吸纳先进法治精神、完善现有法律制度的新视野和新渠道。文章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旨在探讨国际法治建设对中国刑法的立法完善以及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