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组织”观念

“组织”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从晚清延续至五四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基本定型。晚清思想界出现的“组织”观念兼具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内涵，反映了彼时中国人寻求摆脱“一盘散沙”社会状态的时代关切。五四运动后，“组织”观念受到知识分子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一方面，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热议的“小组织”方案代表了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尝试。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对于“组织”观念的阐释被上升到理论探讨的层次，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围绕“组织”与“自由”“强权”等观念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之后，五四知识分子逐渐由理想走向现实，重新正视晚清以来中国便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局。于此历史转折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因应和时局而迅速崛起，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组织时代”已悄然来临。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新旧之辨”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

本文回顾晚清时期由传统的“夷夏”“古今”之辨逐渐形成的用以指涉“西学”和“中学”的“新旧”观念,进而探讨“新旧之辨”演变为“五四”时期的显题或主题,成为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多元性的一个根本范式。作者指出,“新旧”观念从晚清到“五四”的推演,大体上经历了“旧道新艺”——“旧道新政”——“旧道新道”这样前后相连的三个阶段,表明“新旧”冲突在五四时期进入到了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体上是在“崇新”、“尚旧”和“新旧调和”这样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之下展开的,而“新”获得了对“旧”的优势,“新”不容“旧”占据了上风。与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相联系,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互刺激、相竞而长,以致形成了难以兼容的两极,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上两极相通。“思想自由”原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整体态势,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各种思想资源。“思想自由”应该是“五四”的最大遗产     

中国人为什么称外国人为“鬼子”?

郭双林先生在《中州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发表的《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一文中提到，１８７１年５月，当一位法国人问随崇厚出使法国的张德彝，为什么中国人将外国人称为鬼子时，他竟回答说，此乃汉代西域古国“龟兹”国名的误读。实际上“龟兹”应该读作“秋慈”，只是一般人不知道，以讹传讹，才将“龟兹”二字读成“归滋”。换言之，“鬼子”不过是西方人或远方人的代名词而已。 张德彝是在蒙骗外国人。其实，中国人称外国人为“鬼子”古已有之，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在甲骨文中“人”字写作①，或把头部夸大…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晚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列强妥协斗争的场所.晚清政府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过程中多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策略,先后经历了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联合列强制衡日本,甲午战争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义和团运动后又联合日本牵制俄国,以及在晚清末期联合美英平衡日俄势力.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本质是一种均势战略,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的实力.晚清政府分化瓦解、相互制衡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反而促使列强的妥协与联合,使得晚清政府更深地陷入到列强的包围之中.晚清政府"制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更大程度地为"夷"所制.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先秦音乐“和谐”观的内涵及其变迁

先秦音乐“和谐”观是包含音乐、审美和社会伦理在内的一种综合观念。“和谐”最初专指音的谐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谐”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西周开始由音和演变为政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谐”观念开始普遍化、伦理化。     

论先秦时期的“形式”观念

我国土古时期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式观念,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呈现出“狞厉”、“庄严”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性解放和文化大发展的步伐。形式呈现出“人文”和“理性”的多元内涵。从人的认识观念出发,与西方“形式”内涵更为贴近的是贯穿于天、地、人与古今的“文”。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从王朝“革命”到社会“革命”——“冲击-反应论”与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尽管中华文明曾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自然经济的惰性、宗法社会的钳制、专制政治的高压,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而没有出现经济升级、政治变革、观念更新的社会革命。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商品经济、自由观念、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才趋于解体,中国才实现“革命”的转换,从循环的王朝革命走向真正的社会革命。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诗、文、小说（当时文人将戏曲归之于小说范畴）等领域全方位进行的。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就成绩和影响而言，“小说界革命”最为突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     

“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苏联解体新探

冷战之争,是国家权力之争,是制度优越性之争,更是社会先进性之争。苏联在冷战中的结局并非是苏联在军事上为西方所败的结果。苏联民众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之后基于观念的变化而产生了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内在演变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的巨大反差是冷战之于苏联解体的最好注脚。苏联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健全的、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仅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惨痛教训。更是我们思索冷战的终结为什么会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相联系——这一时代命题的出发点所在。     

晚清绿营改革述论

晚清绿营改革述论朱之江自清入关以来，绿营作为王朝两大军事支柱之一，曾获得巨大的发展，并为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一卜汗马功劳。但晚清以后，绿营开始走向全面没落，战斗力急剧下降。面对绿营这种崩溃的趋势，清统治者极力扶植，以图再振。本文拟就晚清绿营改革的全过程...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庄重大的事件,至今已九十周年了。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即就建国后在义和团运动问题讨论中,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历史教学》1958年第11期)“义和团的农民革命运动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以山东为中心涌现出来”,“它构成近代史前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     

高夷、濊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先秦之“高夷”即辽东“二江”流域“貊”部说

本文在辨析高句丽起源中的“夫余说”、“貊说”、“高夷说”、“商源说”和“夷、貊、汉”多源并存说的基础上 ,强调了高句丽族源的“主体” ,是辽东“二江”流域从商周时期的“高夷” ,到春秋战国前后的“貊部” ,其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从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上 ,将构成高句丽的族源主体 ,即从先秦“高夷”到“貊”族的青铜文化 ,与公元前一世纪高句丽建国后 ,由夫余南下“貊”地后开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即两汉时期高句丽的“五部”文化 ,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内涵上予以区别     

赵三多参加景廷宾起义初探

百多年前，当人类迈进２０世纪门槛的时候，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却是最屈辱、最黑暗的时期。１９００年下半年，义和团运动惨遭镇压，众多首领和成员被残酷杀害，首举义旗的义和团重要首领赵三多兵败隐遁。但义和团运动并没有偃旗息鼓、销声匿迹，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２年直隶广宗县武举景廷宾所领导的抗“洋捐斗争和“扫清灭洋起义，颇具号召力和震撼性。研究这段历史，研究赵三多失败后参加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对于了解景廷宾起义的性质和义和团运动的走向，或许有一定的意义。赵三多，字祝盛，人称赵老祝，１８４１年５月２６日出生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