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权利冲突--兼与苏力、郝铁川、刘作翔诸位老师商榷

权利冲突是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它根源于法的不确定性.权利之间既不存在等级序列,也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它们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应在个案中具体分析.在立法上,应增强法的确定性,从而减少权利冲突的发生;在司法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利冲突应注重实现个案正义.     

也谈公共领域与权利意识--与张康之教授商榷

本文认为 ,“公共领域拒绝个人权利”既缺乏科学理论依据 ,也无现实基础与实现可能 ;权利与权力、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间存在复杂的辩证联系 ;解决众多行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合理扩大与保障行政人员的个人权利 ,这是提高行政效率、制约行政特权与权力垄断、实现行政公开、合理、高效、廉洁的重要保证。     

"名学"究竟是什么--与孙中原先生商榷

很长时期来 ,“名”被解释为“概念” ,“名学”被等同于传统逻辑的“概念论”。实际上 ,名表达概念或观念 ,但不等于概念。“名”的本义是对事物命名 ,用作名词 ,“名”即事物的名称 ,它的表现形式是语词或字。全部中国古代名学都是围绕如何规范名实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因此 ,名学从其实质来说 ,属于语言符号学范畴 ,具体说是一种语词符号理论。     

什么是诗文考证的正路? --与冈村繁教授商榷

冈村繁教授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在六朝文学等领域长期耕耘,成果极丰。最近,上海正陆续出版《冈村繁全集》,其中,《陶渊明李白新论》在日本是颇有影响的著作,这次在大陆首次出版,倘引起学界的反响,完全是应该的。我阅读其中的论陶部分(以下简称《新论》)之后,则觉可议之点甚多,遂撰此文。不仅为陶渊明说公道话,也触引我对于现代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指称——与叶闯教授商榷

在早期语言哲学中,意义与指称是密切相关的:意义问题就是指称问题。弗雷格是从语言出发考虑指称问题的,他讨论句子的意谓完全是为了讨论句子的意义,这也是他区分意义和意谓的主要目的。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名称的指称并非外在对象,而是经过逻辑构造的命题记号。当代语言哲学家在讨论指称问题时,更多地是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做文章,这在塞斯伯利和克里普克的论述中都得到了明显的证明。无论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还是在现代的意义上,语言哲学家们讨论的指称概念并不包含任何形而上学指称的含义。形而上学指称应当是指按照概念分析的方法对我们使用的语言所作的语言学上的描述。     

艾布拉姆斯是“新批评”吗?——与陈晓明教授商榷

艾布拉姆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论家,国内学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其著作进行了译介,他的批评理论尤其是文艺理论“四要素”——“宇宙”、“受众”、“作品”、“艺术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遗憾的是,陈晓明先生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一文,对艾氏的身份定位、批评理论等关键性论述,还存在着不少可商榷的地方.因此,厘清艾氏的“身份”定位以及其批评理论之旨趣等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能够加深对艾氏批评理论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艾氏的研究打下基础.     

回溯推理的一般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兼与张学立先生商榷

从因果理论和人们的回溯推理实践考察可知,回溯推理根据的是结果与原因的确定联系;要获得正确结论,关键在于毫无遗漏地列举与已知事件相关的可能原因和正确地排除非现实原因。根据这一原理可以给出回溯推理的正确模式。反过来,正确模式对人们的推理实践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堂教授商榷

尽管事实与价值并非绝对对立,但它们仍是有区别的.从"是"到"应该"没有直接的(演绎的)逻辑通道.在演绎逻辑的范围内,"自然主义谬误"是不可反驳的.逻辑经验主义否认道德判断的合理性的错误在于坚持狭隘的合理性观念.如果不固守演绎的"推出",就可以用"是"说明"应该"的合理性.     

“美学”究竟是什么?——与王建疆等人商榷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美学研究的对象从“美”向“审美”的转移,“美学”的学科名称遭到“审美学”的挑战.这些论争对于人们重新认识“美学”的涵义颇富启发意义,但它们主张将“美学”改名为“审美学”,将美学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在“审美”关系、活动、经验内,否认对“美”的本质、共性、规律的思考、抽象和概括,这却是令人难以苟同的.虽然“美”包含“审美”,“美学”可以译为“审美学”,但作为学科名称,还是保留“美学”的译名更为合适.由于在中文中“美”与“审美”是两个概念,“审美”必须以“美”为存在前提,因此,对“美”的追问是美学研究回避不了的问题.美学就是研究美和审美经验的人文哲学.     

社会与社会学——兼与潘修华先生商榷

有学者宣称：中国没有＂社会＂。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中国不但有社会,而且有世界上发育最完备、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最根本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学。     

正义是什么:效用、公平、权利还是美德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这个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是效用,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公平,诺齐克认为正义是个人权利,麦金太尔认为正义是美德。其实正义是属人的,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变化和更新的。在现代,必须从哲学层面升华正义理论,超越单纯的效用、公平、权利以及传统美德的视野,把人与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完善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并把关注弱者生存权利与约束强者权力意志的正义原则贯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     

韩国新村运动与农民权利

1970年代发生的韩国新村运动采取了边建设边改善农民生活的推进模式.这与韩国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选举权有关.朴正熙总统为了连选连任,非常重视新村运动中农民权利的改善问题.新村运动也的确给农民权利带来了较大的改善,但运动式的建设模式也部分地损害了农民的自主权.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兼与高放教授商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资本在占有、生产及运行方面日益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自由性;由此导致生产和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形式上发生较大变化,并呈现出与历史上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不同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从发展趋势上分析,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国际动力--兼与赵慧峰先生商榷

我国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产生虽然也受到过欧美文化的某些影响,但主流国际动力主要来自日本.近代日本从推行国语入手普及教育,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这一地缘政治的事实,成为我国国语运动产生的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因此,赵慧峰先生关于国语运动"首先受基督教‘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儒家文化的自由精神究竟何在--兼论儒家自由主义如何可能

通过对儒家文化与海德格尔式存在论自由观的对比分析 ,提出儒家文化中确实蕴涵着深刻的自由精神 ,但这是一种注重超越的“道”化的自由精神 ,就其本身而言 ,很难开出权利的“外王”之果 ,因此不能直接将儒家文化的自由精神与政治自由主义平面地加以嫁接 ,要实现二者的成功融合 ,必须经过深入的转换改造工作     

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而不是抛弃--兼与晏智杰教授商榷

劳动价值论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公有制可满足假设,发展它的途径是增加"实现"这一基本范畴;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已经用劳动力价值代替了劳动价值概念,要彻底完成这一变革,就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应当是劳动力价值论;在做了上述发展以后,劳动力价值实现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而要素价值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     

读《必须建立翻译学》--兼与谭载喜教授商榷

谭载喜教授的<必须建立翻译学>一文在译界影响巨大.它引起了我国近廿年的翻译科学热,掀起了翻译(学)是科学或艺术(论)的争论,模糊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重读该文章,发现它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创新与"合作"经济学研究--兼与黄少安教授商榷

综观数百年来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及其成长,创新是经济学发展进步的生命,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学面貌.黄少安教授发表在<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上的文章,是一篇颇具新意之作,他点明了经济学可能出现突破的领域,对中国学者不无启迪意义.但是,创建"合作"经济学的想法可取,却不构成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陆仁权同志商榷

在我国现阶段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这一制度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