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山刑徒辨析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七十余万服役者称作刑徒。长期以来,史学家、法学家前后因袭,未曾深究。直至现代,一些史学家才提出种种修正意见。有的说:“嬴政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更征集七十万人工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索性避开“刑徒”二字。有的说:“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修建骊山墓而役使的刑徒和奴隶,达到了七十万人之多”(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刑徒之外,又增添了奴隶。我们认为,搞清楚骊山秦陵服役者的身份以及司马迁为什么称他们为“刑徒”,是很有必要的。     

西周“257”年考辨

西周“２５７”年考辨吴薇薇，吴晋生山东大学“西周２５７年”，这是大多数史学家所持的观点，详加考辨，笔者认为大有问题，试加者索于下。首先查看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史学大师是怎样说的。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１３１页里说：“公元前１０６６年（...     

关于“奚”、“羌”的阶级地位

一般都认为奚、羌是奴隶。首先把奚解释为奴隶的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后丁戊稿》中释奚为用绳索捆绑罪人或奴隶。其后郭沫若进一步确定奚是奴隶,他说“奚”字字形是“所拘者跪地反剪两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此字足证奴隶之来源。”(《卜辞通纂考释》)此后,多数史学家采用此说。赵锡元不同意把奚视为奴隶,他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奚,全是被杀作人牲的,没有见到用于生产或服役的记载,所以他说:“殷代的奚,还没有下降为     

民是奴隶吗——《十批判书》质疑之四

一庶民是奴隶么郭沫若先生根据众、臣、民的字形,象征奴隶,便推断殷周和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这一论断存在着一些疑问,特提出来向郭先生和读者请教。“太阳底下三个人”,便是奴隶么? 据郭先生说:“众字甲骨文怍,无疑是在日下劳动的多数人。据甲骨文记载,众人替奴隶主耕田又打仗”(《奴隶制时代》237页)。但是,我只见太阳底下三个人,却看不出众人种田又打仗,更看不出奴隶替奴隶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     

中国古史分期新探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二十年代到现在,讨论已经进行了六十年。六十年来,研究成果虽然显著,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分期思想越来越乱,分期观点也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成文的看法已不下十种:西周初年封建说(范文澜),周宣王“不藉千亩”封建说(李亚农),春秋(东周)封建说(唐兰),鲁“三分公室”封建说(薛其晖),战国公元前481年封建说(杨宽),战图公元前475年封建说(郭沫若),“商鞅变法”封建说(田昌五),秦统一封建说(金景芳),汉武帝“罢黜百家”封建说(赵锡元),东汉光武“释奴诏”封建说(郑昌淦),魏晋之际封建说(何兹全)等。笔者认为,以上各家无论从分期理论、分期方法乃至最后分期观点,均欠科学。本文试图对此谈点新看法。     

略论孔子“爱人”思想的人民性

<正> 孔子学说之所以影响深远,是与它的人民性思想因素有密切关系的。本文拟就此谈点看法。(一)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实质,按郭沫若的说法,“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见《十批判书》)就是说孔子发现并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作用,并力图提高社会主要劳动者——奴隶的社会地位。因为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不被当人看待,没有任何人格和社会地位,其创造历史的作用更是被完全抹杀了的。只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奴隶反抗的加剧,到了西周时期,有了夏、殷二代灭亡的教训,一些较开明的统治者,如文、武、周公等才隐约感到了奴隶们的力量,提出了“宽仁”、“德政”的主张,萌发了     

浅议商代社会的奴隶——兼谈殉人和人牲的社会身份

<正> 商代是奴隶社会,但对于当时的奴隶这个阶层还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到底哪些人是奴隶,很有辨析的必要。下面结合殉人和人牲的社会身份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一、“众”和“众人”不是奴隶从7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对商代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关于卜辞中“众”与“众人”的社会身份也出现了五六种说法,其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说”在古史研究中颇具影     

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討論中的几个問題——与杨宽、束世澂两同志商榷

最近讀了《学术月刊》一九六○年第九期楊宽和束世澂两位同志討論西周社会形态問題的文章,我觉得有几个个別問題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想在此提出来和两位同志商榷一下。 (一)“人鬲”、“訊”和“臣”是否即是奴隶? 楊寬同志在“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首先根据他的看法肯定了西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他所以有这看法的根据,是西周时代奴隶数量相当大。奴隶数量大了,是否就可构成奴隶占有制社会,已是个还可商榷的問题,这且不说它。楊同志所认为数量相当大的奴隶,照     

唐高宗“昏懦”说质疑

唐高宗昏庸懦怯,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陈寅恪说“高宗本庸懦之主”,岑仲勉说唐高宗“昏庸”,范文澜说唐高宗“昏懦”,类似看法不胜枚举,因而唐高宗在唐史中的地位几乎完全被抹熬。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从655至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近年出版的十院校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长达九十余万言,提到唐高宗     

西周对待殷民的政策缕析

在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周人克殷之后,就“把殷民降为种族奴隶”,或者叫作“宗族奴隶”,西周建立的是“种族奴隶制国家”。最近有人再次提出“种族奴隶制”说,认为它是西周时代“奴隶社会的特点”。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尚书·周书》中《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西周初年的文献以及相关的许多资料来看,西周政权并没有把段民视为“种族奴隶”,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黑劳士的地位是农奴

在西周社会史的研究中,我国学术界经常提及古希腊斯巴达城邦的农业生产者黑劳士。研究者往往把它与西周农业生产者相比较,认为黑劳士是奴隶,并以此来说明与其相似的西周农业生产者也是奴隶。结果黑劳士成了西周农业生产者奴隶说的重要佐证之一。较早做这种比较又最有影响的是郭沫若同志,他说:“周人对待这些种族奴隶是比较自由的,颇与古代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和西亚、北     

文言谦称尊称的词类归属

关于文言谦称尊称的词类归属,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名词,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说:“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或者形容词用如名词)不是代词,所以它们不受代词规律的制约(在否定句中不放在动词前面);但是从词义上说,它们又表示了‘我’或‘你’”。[1](P356)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和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都沿用了这个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是人称代词礼貌式,如周秉钧编著的《古汉语纲要》把文言人称代词分成两类,其中第二类是人称代词的礼貌式,包括谦称和尊称。[2]但并没有说明这样分类的理由。我们认为,“谦称、尊称是名词”的看法欠妥,…     

释臣

《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甲骨文、金文臣字皆作竖目形。研契诸家释其本义为奴隶,但殷商人何以必用竖目形示意奴隶,诸家说则颇纷纭。郭沫若先生以为“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为此也”①。于省吾先生则认为：“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以...     

西魏之亡当在何年

西魏灭亡之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几部影响较大的史学著作,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均作557年;一些也具有相当影响的工具书,如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河南省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年表》、《辞源》的“南北朝”条下所列“南北朝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附录的《我国历代纪元表》则作556年。二说歧互,孰是孰非?征诸史料,不难作出判断。《周书·帝纪第三》于“恭帝三年”下曰:“魏帝(即恭帝元廓)……庚子,禅位于帝(即周孝闵帝宇文觉)。”又《北史·魏本纪第三》曰:“十二月庚子,帝逊位于周。”可见西魏灭亡的确切时间在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古今说者多以为是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之意。如《礼记》郑玄注于“礼不下庶人”条下说:“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于“刑不上大夫”条下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便以为《曲礼》原意是指庶人不用礼,大夫不用刑。郭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亦持此说。最近的例子,尚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泽华、王玉哲等著《中国古代史》(上册),云:“礼只适用于奴隶主阶级,刑则专门对付和镇压奴隶大众,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实这是误解。周代庶人用礼的记载显见于经传。在《礼记》中,有《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殄。”《内则》:“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豚,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又有:“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腻羹胾。庶人耆老不     

关于创造社的成立地点

创造社由于最初是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随意合拢来的”,“并没有因定的组织”,也“没有章程,没有机关”。(郭沫若《编辑余谈》,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因此,关于它的成立地点,历来说法不一。中山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复旦等三校合编的《鲁迅年谱》(其中所录的背景材料)认为     

“媭”字释义之我见

《楚辞·离骚》中有“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句。就“女媭”词义,历代释家, 解法各异。有言姊者(王逸)、妹者(郑康成)、贱妾者(汪瑗)、女伴着(郭沫若),亦有言女巫者(周振洪)、妇女之通称者(游国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则认为,媭者,妻也! 何理之有?且先看人们对《说文》释“媭”以及对如上所罗众家之说的渐次怀疑。《说文》引贾逵之说:“楚人谓姊为媭”。由是,有王逸等汉儒及后代各《楚辞》释家之“姊”说。游国恩先生认为,“王选以为屈原姊,盖因贾逵有楚人谓姊日媭之言,遂即谓为屈姊耳,其实别无据也”。《离骚纂义》对许慎不直接释解“女媭”而引贾氏之语提出怀疑。陈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齐都古营丘试探

<正> 我们在编昌乐县志中遇到一个问题,即营丘在哪里?是临淄,还是昌乐?自东汉以来,两说争论不休。《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条注引:“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这是两说的开始。以后,郦道元《水经注》主临淄说,并加论证;而《太平寰宇记》、赵一清《释水经注》、阎愉《营丘辨》等则主营陵(今昌乐县马宋乡古营丘遗址)说。直到当代,史学家仍沿此两说。如郭沫若主临淄说,而范文澜主昌乐说。最近,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不仅不能使争论渐趋统一,反而说法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