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例：明代乌思藏朝贡的法律规制

朝贡例是明代乌思藏朝贡的法律规制,包括乌思藏政教首领遣使朝贡之贡道、贡期、朝贡人数、朝贡礼仪等内容,其条款视乌思藏朝贡活动而制定,又因时因地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完善,具有权宜性、灵活性、变通性之特征。有明一代颁行的乌思藏朝贡例,旨在通过细化乌思藏贡使入关、朝廷接待、贡物赏赐及其贡使辞返诸程序,全面规范乌思藏朝贡事宜,将其纳入合理合法的制度框架之内运行,彰显了明王朝在朝贡体系中的话语权,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明中后期洮岷地区汉、藏、回民族互动关系研究

洮岷地区自古是内地进入藏区的门户,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对这一区域的经营,明朝也不例外,自建立初期就着力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明初大批汉、回移民迁入,他们与当地土著藏族相互协作,相互依存,共同开发洮岷地区。到明中后期,居于这一区域的汉、藏、回三个主要民族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形成了互惠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     

斋中梦——明中后期书斋意象的建构

明中后期的书斋意象不仅出现在诗文记载、物质文化方面,而且在卷轴画和版画中多有涉及。尤其是明代以沈周、文徵明、杜琼等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似乎十分热衷于以文人书斋别业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友人或是受人之托所作,一方面是文人之间交游往来的例证,另一方面也可被视作某种内在精神的反映。本文旨在通过明代中叶以后广泛出现的书斋画,揭示书斋意象的虚实涵义,解读明代图像在建构书斋意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 ,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 ,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试析土鲁番与明朝的关系

本文借助历史文献史料,对土鲁番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梳理。认为二者关系的建立加强了土鲁番与中原经济的联系,促进了西域地区的发展。     

明清时期广西城镇商业网络研究论纲

明清时期,伴随着邻省经济性移民的大量涌入,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与口岸。于是以它们为核心,依托所在江河流域构建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具有明显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城镇商业网络。但缘于内向型经济格局的制约,加之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直至19世纪末,广西仍未形成全省统一性的城镇商业网络体系。     

明清广西商业资本论略

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又地处边陲,经济较之中原地区属滞后地区,商业发展缓慢,商业资本积累不雄厚。广西这片尚待开发的商业市场吸引了外省的商业资金,尤其是与广西水路交通便捷的广东商人。这些外省商业资本进入广西市场,与广东商业资本、本地商业资本一道,共同推进广西商业市场的发展,明清时期进入广西商业资本的经营方式是:贩运资本、经营资本,贩运兼经营、高利贷资本和手工业资本。其时,在外省商业资本的带动下,广西本省也萌芽了本地的商业资本。     

明清时期回族哈乃斐教法的本土化

中国穆斯林素称自己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派别。本文认为 ,从明代开始 ,哈乃斐教法从“法”的范畴走向“俗”的领域 ,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清代苏非派产生后 ,教法从“一元”演变为“多元” ,成为一种“内行外明”的礼仪制度 ,中国苏非派穆斯林遵行的教法是融苏非主张、本土习俗和哈乃斐教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明末清初图们江内外瓦尔喀研究

清初著作记有东海瓦尔喀 ,学术界多谓是东海库尔喀或牡丹江虎尔哈之异称。本文对瓦尔喀诸问题进行探讨 ,提出新看法 :( 1)东海瓦尔喀是指明末清初分布在图们江内外的女真人。 ( 2 )他们是明初建州斡朵里部、建州兀良哈部、毛怜兀良哈部以及狭义“女真”的胤裔。 ( 3)特别对安楚拉库瓦尔喀进行了研究 ,提出其地域在今和龙市境 ,是明初第三毛怜卫胤裔 ,纠正了乾隆时绘制的《战迹舆图》标注于阿勒楚喀之误。 ( 4)对建州部、乌拉部剽掠瓦尔喀进行了分析 ,提出努尔哈赤把瓦尔喀强行掳掠到建州 ,实际是使流落各地的支系骨血归宗。这一行动充实了建州女真的军事实力 ,促进了农业发展 ,为其统一女真诸部 ,建立后金政权 ,奠定了基础     

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论述了明代河湟地区的移民活动状况,描述了人口迁移活动的历史过程,较详细考证了移民的来源、迁入区以及移民的方式等相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移民史的空白,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元明之际西域、甘肃伊斯兰教的发展

元明之际,受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影响,西域、甘肃的伊斯兰教有了很大发展,是伊斯兰教在西北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由西向东逐渐传播,且受元明两朝统治者对该教态度的影响。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明代吐蕃十八族考

"西番十八族"曾长期活跃于宋、金、元、明等朝,是甘、青、川地区著名的吐蕃大族,对当地的政治、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宋、金、元、明时期的十八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十八族是指具体的18个部落;广义十八族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它源于吐蕃六大姓氏之一的"董氏族姓".元代十八族与岷州包家族有密切关系.岷州包家族原本是秦州近边的丁家族迁移而来,不大可能是董氏十八部族的后裔,但这并不妨碍进入元代以后一部分包家族已融入了洮、岷十八族,并成为洮、岷十八族的实际统治者.元朝末年包完卜癿任十八族元帅府元帅,以及洪武年间岷州卫属下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之千户与大部分百户均由包家族后裔担任便是极好的证明.洪武初年,洮州十八族在明朝的打击下消失了,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也被中左千户取代,其土官身份也随之成为流官,这在明初西北"土流参治"体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社学、义学,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并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