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性灵派诗歌的风雅之怀

清代性灵派诗歌的内容意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成员虽然以表现真挚之情与闲适之趣为创作主旨，但亦具有风雅之怀：一具有仁爱之心，二具有讽谕之意；性灵派诗对白居易新乐府精神是有所继承的。后人斥性灵派诗为“风雅之”，是十分片面的。     

情尽桥与折柳桥

唐代诗人雍陶曾任雅州刺史 ,也就是在今天的四川雅安做官。当时 ,城外有一座桥 ,雅州人送人远行 ,往往至此惜别。有一次 ,雍陶送客到此 ,听说桥名“情尽桥” ,心感不快 ,于是改名“折柳桥” ,并题诗一首 ,命人在桥头建亭 ,将诗刻于墙上。诗云 :从来只有情难尽 ,何事呼为情尽桥 ?自此改名为折柳 ,任他离恨一条条。此诗据实而不囿于实 ,言情而能拓其情 ,言近意远 ,实为佳构。“折柳” ,显然是取古乐府《折杨柳》之义。“柳”谐音“留” ,折柳即是留客之意 ,表示离别之人不愿分离之情 ,依依绵绵 ,无以尽也。故在古代 ,送别折柳 ,成为风俗。“折…     

李白《公无渡河》新探

李白《公无渡河》一诗,元萧士赟谓为“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清陈沆《诗比兴笺》谓为悲永王磷而作,诗中渡河之叟系指李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以为李白从璘之作,但以渡河之叟为李白自喻。以上诸说虽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但均认为此诗必有所指,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此诗究竟因何而作,指归何许,谨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此诗若联系李白幽州之行加以考察,其义自明。而《赠何七判官昌浩》《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二诗,则是打开幽州之行秘密的钥匙。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扦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后村同调。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学《诗》札记四则

一、《木》是一首讽刺诗《木》是一首讽刺诗。《小序》云：“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纯属附会。哪见得“后妃逮下”与木下垂有必然之联系？且将“君子”解为后妃,真是不辨男女,惹人啼笑。今人多从戴震说,以为是“下美上之诗。”唯陈子展云：“顾木恶木,（木下曲日）葛甜茶,（万岁藤,干岁）比兴殆有深意。疑奴隶社会民间歌手明颂其主子,阴实讽之,未可与其他群臣颂祷其君之诗等量齐观也。”（《诗经直解》）其说颇有见地。但葛既是缠绕于木之上,形象亦甚丑陋,恐怕也寓有讽刺之意。我们认为,此诗是劳动人民描绘统治…     

宋诗作者考辨二则

一．《刘讽都官致仕》诗作者考前人所著诗话甚多，内有不少名诗佳句，历代广为传诵，至今流传不息．但若论起诗作者来，却时有歧误，不可尽信，用时更需细加辨析。《刘讽都官致仕》诗即为一例。《刘讽都官致仕》诗已佚。宋无名氏《古今诗话》中有其诗句，并说作者是谢景山（名伯初），其文曰：（宋仁宗）嘉中，刘讽和官致仕，夫妇徙居赖山。谢景山有诗送云：“移家尚恐青山浅，隐几唯知白日长。”朱公绰诗云：“谏草焚来应见史，橐金散尽只留书”[1]宋阮阅《诗话总龟》中也有此则诗话：嘉林中，刘江都官，冈州人，方年六十三致仕，夫妇徙居…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对白诗俗的质疑

苏东坡在《祭柳子玉文》中首次用俗来评价白居易诗歌，此后追随者甚多，且在白诗俗的评价中多含贬义，甚者乃今人仍不厌其烦地用俗来评价白诗。白居易诗歌并不俗，起码含有很多雅的因素。还原白诗，其“非俗”与多“雅”的因素应被世人重视，纠正前人评价之偏颇。本文从雅和俗的关系出发，明确雅俗的内涵指向，着重从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特点和思想内涵上力证白诗之不俗，还原白诗非俗的形象同时期待白诗评价的多元化。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释“信誓旦旦”

《诗经·卫风·氓》，弃妇之辞也。末章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信誓，即上文所言之“及尔偕老”，谓“总角之宴”时新婚夫妇白头相守之约誓也。“二三其德”之夫将此抛却脑后，弃旧迎新，故诗人述旧而为此刺心之论也。“旦旦，”曰”言其恳恻款诚”。准诸上下文义，郑说不误，然旦字向无“恳恻款诚”之义。释文曰：“旦，《说文》作悬。”《说文·心部》曰：“怛，也。从心，旦产。或从心，在旦下。《诗》曰：信誓悬悬。”悬为怛字别体，其义与诗辞之“旦旦”大不相类。今案“旦旦”应读作“沓沓”。上古沓读透母益…     

魏晋诗歌中的“比兴”及其嬗变

《文心雕龙·比兴》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旧章矣。”由此可知，刘勰认为“比兴”发展到了两汉后，便运命殊异了：一方面，是“比体云构”，辞赋之作大兴；一方面，则是“兴义销亡”，而两汉的辞赋家们“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终致抛弃了《诗经》、《离骚》而下的“兴”的传统，因此是“倍旧章”、“文谢于周人矣。”在刘勰看业，“兴”体被两汉辞赋家们抛弃之后，就没有重新被重视，魏晋的诗人们对“兴”似乎并不…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论晏殊词的创作心态

诗词有别。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①即词虽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有逊于诗，但在抒写情致的深度上却有所开掘。由于“词为小道”、“词为艳科”的观念影响，词这种文学体裁受到的封建伦理方面的约束就少得多，因而在表现世俗人情的真、深方面就具有了更多的自由：朱乔尊云：“词虽小技……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②刘体仁云：“词中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体限之也。”③王拯云：“（词）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全宋诗》琐考

１．游似为游仪之误 《全宋诗》册五六卷二九五八页三五二三六游似《黄鹤楼》：“长江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万景投。汉水北吞云梦人，蜀江西带洞庭流。角声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两岸秋。黄鹤楼前人不见，却寻鹦鹉过汀洲。”（清陆心源《吴兴诗存》二集卷八） 按：此游仪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九：“游仪，（字）伯庄，长平之胜士，早游京师，自北方纵览名山；已而浮洞庭，归隐武溪之上。过武昌时，有题黄鹤楼诗，脍炙人口。游默斋尝书置南楼，游受斋漕湖北日，复为之刻石。其诗云云。”（《柳溪吕炎近录》）据此，则当为游仪诗。陆心…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体体现了他一向视语言为自身家园及文化传统载体的信念,更表明其晚年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的诠释学转变。一面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一面寄托抒情想像,重构晚明文学文化之壮丽画面,激扬民族精神,使诗、史两者皆发挥至极致,遂造就一天壤间不世出之奇作。这一转变也表明他不仅摆脱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而在人文精神上与“浪漫主义”的现代“诠释学”风云际会。且在主题和方法上,《柳如是别传》所包括的放逐和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怀旧、边缘及文化政治、诠释意识和细读策略、学科跨际和文类交叉、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更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苏诗的主体风神与生命律动

苏诗贵在艺术地展示出卓然不群的主体风神：傲岸人格铸成其铮铮“诗骨”，旷达襟怀构成其超逸“诗神”，睿智心性化成其邃广“诗心”。这缘于苏轼坚持适我实用的原则，博涉儒道释而又长保性灵之真。苏诗呼应着个体生命与宇宙社会的律动，趣、情、理横溢。其诗以趣为美，悲而能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诗抒情以赤诚化、奇崛化、生活化为特色。苏轼的理趣诗以“理”充实了诗的意境内涵，奠定了宋诗重理致的新型意境，同时标志着中国诗坛上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三位一体的大诗人人格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