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己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古代帝王们的特殊嗜好

“人君生当谨嗜好”。中国古代皇帝乃一朝天子，往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都有同样的爱好：女人美色、打打杀杀、施行酷刑。但有的皇帝的爱好就莫名其妙，极其怪异。今天要说的是帝王爷们女人、打杀之外的特殊嗜好。     

古罗马帝国早期的皇帝宴会：柔性的权力统治

古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帝制后,皇帝成为帝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早期的皇帝不同于共和时期的执政官,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因而皇帝出资举办宴会的行为也具有了更深层的含义。皇帝们在吃喝享乐的同时,以宴会为平台调和社会关系、维护巩固统治。古罗马皇帝们用举办宴会这一柔性方式巩固自己的统治。     

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会所傍古建贩卖皇家体验

故宫“会所门”事件回顾 有着600年历史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先后住过明清两朝24个封建皇帝。从古至今，它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虽然如今老百姓可以进人故宫参观，但事实上这种参观和隔靴搔痒没什么两样，真正能踏进宫门甚至在故宫吃一顿御膳那才叫殊荣。建福宫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刘邦和项羽到底谁是真英雄

想不想当皇帝是一回事，当不当得了皇帝是另一回事。人的一生，只要完成对自己的塑造就行了，像楚霸王项羽那样。     

刘邦和项羽：到底谁是真英雄

想不想当皇帝是一回事，当不当得了皇帝是另一回事。人的一生，只要完成对自己的塑造就行了，像楚霸王项羽那样。     

明代皇帝视学初探

皇帝视学是指皇帝到最高学府进行的视察活动。明代皇帝视学仪包括皇帝到孔庙行释奠礼、幸彝伦堂、讲官讲经、皇帝宣谕、幸学隆施等内容。从明代历位皇帝的视学记录及其视学内容中可以看出明代皇帝视学目的是为了崇儒重道和加强对国子监的控制及经学教育。     

论明代皇帝司法审判权的扩展与特色

明代封建皇权极度膨胀,在司法审判权方面主要通过奏裁、复核等形式使之权力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明朝宦官参与司法,代皇帝行使审判权的特色.     

嘉靖皇帝与御倭战争

嘉靖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历来被归功于广大军民的奋战,以及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努力,很少有人言及嘉靖皇帝在其中的作用.在御倭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嘉靖皇帝尽管出现不少决策失误,但他始终坚持军事打击的方针,以及注意发挥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作用,这也是战争得以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汉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

汉代是中国古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较为系统、周密的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其中宫省制度严格规定了皇宫宫殿和省中等各处的出入和活动准则,不仅如此,皇帝出行和宿止皇宫之外时,同样需要严格执行宫省制度;符籍制度用查验门籍和合符等方式确保经常出入皇宫各宫殿人员的准确性和正当性,临时出入皇宫者需要有柴传或引籍;更值制度以宫卫令等法令规范宿卫职官和卫士的宿卫时间、宿卫方式、宿卫职责、值卫交接等以保障皇宫宿卫的高度严密性;警跸制度规定在皇帝出行过程中宿卫职官和卫士需要以警戒和清道等方式护卫皇帝及其属车,保持高度警惕,以戒不虞;静室制度规定对于皇帝准备宿止的处所,由静室令负责预先对其进行严格清查,排除一切潜伏的危险因素,保证皇帝居止处所的绝对安全。这些具体的规章制度相辅相成,不仅使汉代的皇宫宿卫更为规范,同时成为汉代皇权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     

论萧子良之政治悲剧

萧子良趁武帝病重将亡 ,太孙萧昭业又新立之机 ,欲矫诏为帝。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 ,齐武帝在其遗诏里就后事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 ,萧鸾不利于操纵朝纲并最终夺取皇权 ,便精心杜撰出来了一道伪诏。在萧子良矫诏为帝的过程中 ,萧衍见风使舵 ,兼以雪父仇的心理而临阵倒戈。萧子良及其文士与萧鸾之政治斗争表现为文才与干才之争 ,其失败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为研究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运用文献分析法,从4个方面分析其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3个特点:提出天命—神意史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君权神授说论证皇权合法性;提出王朝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将君王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认为皇权永恒;提出历史变易理论,呼应政治变革。从董仲舒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相配合、相交织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汉皇权巩固与扩张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未能产生高度系统化历史哲学的情形,这一点更明显。董仲舒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皇权思想,既论证了皇权统治合法性,又为当时皇权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严复与科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与严复一生的经历不无关联。通过从科举取士与严复对科举的体验以及严复的西学之路与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两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科举取士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     

论明代的选秀女之制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为预防外戚干政现象的出现,在后宫实行了从民间选拔良家女子以服侍封建帝王的制度。在此制度下被选入宫的女子,绝大多数处于宫中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从明代没有出现前代的女主干政现象而言,朱元璋的这一制度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痼疾和继世之君的纵欲享乐,遂使选秀女制度给明代社会造成极大的扰害,给平民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     

文体学视阈下的诏令形成

诏令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命令文书的统称,是带有法定权威性与强制执行性的国家下行公文。诏令体制在汉代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命令体制经历了一番由口头下达到书面形式命令的漫长发展过程,亦为诏令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皇帝发号施令的载体,诏令类文体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其名称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精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