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父母的角色替代现象

近年来，“80后”以父母的角色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可是我们发现在他们成立的家庭中．他们作为父母的角色常常被其他群体所替代，特别是被孩子的祖父母（包括外祖父母）所替代，这种角色替代现象已经普遍存在，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80后”父母的角色替代现象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因此．无论是“80后”、“80后”的父母还是社会，都应认识到这种现象存在的客观性，也应采取有效方法以规避此现象所带来的问题。     

浅谈“包二奶”的法律属性

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这事实与那事实均是由法律属性所界定。人们对于“包二奶”的丑恶现象极为鄙视,“包二奶”行为造成情节和后果虽是形形色色,议论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包二奶”如何处理,没有规定。这就有必要探讨“包二奶”的法律属性。     

“本土资源”的借鉴与吸收——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一种解读

许多法学家主张进行法律改革,从外国"移植"法律制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作者苏力却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法律的改革发展必须像树木一样把"根"深扎进我们生长的土壤里,尊重传统,根据人们真实需求而制定,而不是靠政府强制力来推行。只有真正在理解社会的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才是适应社会的法律。     

从考大学行为看“孩子”“学生”的角色顺应机制

关于中国现行高考制度的存在问题以及高考给一般考生及其家属所带来的压力等，近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多有议论。笔者注意到“家长对子女升学前途的高期待、过于重视选拔功能的教育制度、以及与这些相关的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意识等等，正被一些研究者问题化。相对于这样一些关注点，笔者想要了解的则是，作为“考大学”这一社会行为的当事人。学生们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之中，他们是如何在响应社会的期待并顺应制度的机制的?     

先上车后补票——“奉子成婚”现象的分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方面急剧变革。在这种情境下,难免会出现一些“新现象”,而这些“新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的社会现状。“奉子成婚”现象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加强对“奉子成婚”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事关个人幸福的事情,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长远发展的事情。本文尝试对“奉子成婚”现象的成因作分析,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这一现象,最后对“奉子成婚”的未来走向作一大胆预测。     

法官“双重身份”之构建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及其实践,中国自上而下快速迈上了法治之路。司法作为“文明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社会功能,逐渐地被国家所重视,被社会大众所认同,从而在中华大地上司法制度的改革被提到历史的日程上。近几年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打造,法官、检察官职业化进程的推进,诉讼程序和诉讼模式的改革等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笔者将对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身份”的重构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     

工资法律制度的正义性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公正的信念，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原因起源于工资法律制度，本文首先对我国工资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其次阐述正义性的工资法律制度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我国工资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是对构建正义性工资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站而不止”于其中的“诠释”

“80后”一度被“标签化”而遭受各种“非议”，他们的多数在经历了与其父辈的某种“交锋”之后，径直走进公共生活，成为志愿者的主力和网络行动的推力，“80后”自行“正名”。伴随社会问题的尖锐，他们又在“风口浪尖”发声。认知“80后”已不仅仅在他们而在全社会。认知的多视角为我们提供了“自由思考”空间，从而提供认知的相关性和深刻性。本文选择伽达默尔“诠释学”视角的意图在于论证“80后”的存在方式是基于其“本体性”．即他们“存在并思考着”。认知“80后”是从这一“存在者”开始，又越过此一存在的“现时性”进入对“未来”的担当——谁￡起“思想启蒙”这种时代要求。     

“以房养老”老年人要拿起法律武器

近年来很多老年人通过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有了自己的房子。随着房价连续攀高，房产已成为老人可观的财产。“以房养老”在一些城市中悄然兴起。以房养老的形式主要有出租、出卖房屋、用房屋抵押贷款和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等等。但是以房养老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处理不好造成两代人关系恶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又怕抚养人不履行生养死葬义务等等。所以，老年人一定要依据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浅析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恶搞”文化现象

步入e时代，网络“恶搞”逐渐走人人们的视野，近年来又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外来的“恶搞”在本土生根的背景可归结为技术的推动等四个原因。大学生群体在舒缓精神压力、对有时代感的东西和新技术好奇、追求和想要参与社会讨论等心理因素下被网络“恶搞”文化“吸引”。这种新兴文化形式一方面能够给大学生群体减压，给他们提供创新思考的新维度和新技术，并且满足他们作为准社会成员想要参与社会问题讨论话语权的需要，但与此同时网络“恶搞”文化由于缺少规范、品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大学生群体形成不正确价值观和影响他们接受正统的学院式教育的合理内容等方面．大学生群体自身要更加理性的对待这种文化现象。     

“左”“右”是如何被误读的？

在中国学界、政界、舆论界，一谈到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几乎都会提到“左右之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纷繁复杂，“左”和“右”也被视为最主要的两大阵营。因此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分歧和对立．也通常被看成“左右之争”。但是，从政治学理论看，用“左”和“右”的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思想分歧，事实上背离了“左”和“右”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原初意义。     

社会工作对“社会人”的差异解读

“社会人”是当代中国耳熟能详的名词，有多种不同解读。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人与“单位人”相对。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地区，从摇篮到坟墓，城市居民都离不开单位，找单位解决问题也是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因此，这个时代的人被社会学家称为“单位人”。城市改革启动后，劳动合同制得以推行，单位制度不断解体。这就使得单位员工的生活重心逐渐由就业单位向生活社区转移，表现为单位人向社会人的嬗变。     

被误识的“传统”：传统中国再认识

一、问题化：“学习”话语与意识形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对1839到1900年间中国历史的解释,大多基于“西方j中击一中国回应”的分析模式,传统中国在冲击之下改变自身社会结构以回应西方世界。“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推动的。它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柯文认为,这一分析模式的毛病不在于它是对与错,而在于它实在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我们看来,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不是这一分析模式的毛病,而毋宁说它本来就没打算这样去做。     

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

这是一项对于中国河北省一个基层法院的个案研究。作者通过对法院的组织结构、人员、案件类型、司法过程等方面在1 978-2 0 0 0年间变化情况的分析说明,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的生存,是通过其自身意涵对本土的社会和政治需求的适应及本土化而实现的。中国法官的日常司法工作与他们的正式角色经常只有松散的联系,而案件的司法决策过程要受到司法机构的历史沿革、行政干预以及本地居民的法律意识的影响。这一法律制度本土化过程的内在原因在于本地的合法性问题的复杂性,全球化的制度要求、经济发展的压力、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本地的社会秩序都会对被移植的法律制度提出某种合法性要求。而为了调和这些合法性要求之间的冲突,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只具有符号化的功能,而这些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意涵也就成了具体的社会建构的结果     

“八荣八耻”的儒学禀赋

“荣”、“辱”是一对基本道德哲学范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荣”，即荣誉，是指社会对个人履行社会义务所给予的褒扬与赞许，是个人所产生的自我肯定性心理体验；“辱”，即耻辱，是指社会对个人不履行社会义务所给予的贬斥与谴责，是个人所产生的自我否定性心理体验。而荣辱观则是对这种“荣”、“辱”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它是人们对荣辱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一定社会思想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     

社保基金投资“东亚化”的教训

社保基金投资要理顺投资理念投资理念问题在某种角度上看与投资制度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几本和新加坡等国部分社保基金投资损失惨重,这种增殖保值的投资模式被称为“东亚化”现象。这是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甚至其他10几个国家投资教     

游民问题答问录（之二）

问：历史学者吴思在重新认识传统中国这个课题上提出了“潜规则”，作为儒家正统规则的对立面。游民社会和潜规则社会有没有交集？ 答：正统规则不能与儒家规则画等号。因为秦汉以后一些非儒家的观念也进入主流社会被社会上下所认可，成为“正规则”，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剩女”焦虑

当今社会，“剩女”现象日益突出，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在笔者看来，“剩女”群体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媒体和大众对她们的关注，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渐渐解体的焦虑。要缓解这种焦虑，除个人的配合外，更需要社会规范的改变和社会制度的完善。     

五年制高职法律基础课教学“三贴近”的实践探讨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背景下，作为肩负为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的职业学校，必须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努力提高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实效性，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学生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及能力。这既是五年制高职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目标，也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现实要求。当前法律基础课对学生的吸引力还不够大，对学生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还不明显。我们通过调查访谈发现，学生法律基础课学习兴趣不高的主要原因有：法理太深奥；法律知识不是很实用；课堂教学形式单一。针对学生反映的以上情况，要提高法律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在教学中贯彻“三贴近”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中国模式”惹恼了谁的“普世价值”——对秦晓先生在清华演讲的几点看法

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种演讲本不太重要。但秦晓先生在讲演中郑重其事地宣称，中国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着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就是“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既然这个问题被说得如此之重大，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秦晓先生的具体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