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知言疑义》的产生看胡宏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与胡宏都是南宋理学大家。胡宏因其创立“性本论”思想进路而占有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胡宏及其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胡宏对朱熹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朱熹肯认胡宏，并得益于胡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朱熹在怀疑和批判胡宏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理本论”思想进路更清晰、更纯粹。可以说，如果没有胡宏思想的“引领”，朱熹便很难以成为朱熹。     

朱熹的审美体验论

从审美体验论的角度分析了宋代美学家朱熹美学的体验论思想,认识到：他的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转折点,它既是中国先秦以来“道体论”美学的终结,也是宋代以后“体道论”美学的开始。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理论的探索,论述了朱熹主张审美体验论的思想,具体表现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客体在强度上要反复玩味、沉潜涵泳,在深度上得到“通身在水”“透内皆湿”的程度,方可感知和体验美的存在。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艺术鉴赏和审美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从“天理”自然到伦理世界——论朱熹自然观的伦理内蕴与价值审视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所以，对朱熹的天理自然不能仅从实在论的角度作认识论的解读，更要分析其伦理内蕴，并对其价值全面、辨证地加以审视。从伦理内蕴来看，朱熹自然观蕴含的伦理意蕴主要为:“天理”是人伦的最高法则;阴阳二气是“天理”在人间秩序的体现;“五常”是“天理”自然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从价值审视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的“天理”是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不具有自然的真实性和实体性，因而是荒谬的。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天理”概念，把天人合一道德的价值上升到“天理”的地位，这为当时应对佛家和道家的挑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功利盛行的当下，深刻理解朱熹天人合一道德理念，为人们心灵的安顿、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从“主敬”思想看朱熹的主体修养论

主敬思想是朱熹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在二程提出主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诠释，主要从敬是主一，敬是“动容貌、整思虑”的内外相合以及“敬义夹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鲜明的主敬思想。敬是主体修养时所应有的积极的态度。认知主体只有以敬的态度加强个人修养，才能明善去欲，居敬持志，进而才能通过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等种种工夫，达到朱熹所言的“克人欲、存天理”的目的。     

文本解读中的一句质疑

<正>南宋大儒朱熹讲读书要有“唤醒、体验、浃洽、兴起”四个阶段，诠释了文本解读的基本奥义。在“唤醒与体验”阶段，阅读者要保持一颗“质疑”的心理，这样才能更好融入文本的解读中，进一步培养阅读者“有好奇心、求知欲，崇尚真知，勇于探索创新，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文本解读又是与作者产生的一次微妙共鸣，“一句质疑”是彼此之间交流的产物，目的旨在于共同将文本推向一个更好的阅读体验层级，为“浃洽、兴起”打下良好的阅读基础。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气象"审美论

“气象”是继“意境”之后的充分体现宋代美学精神的基本范畴。“气象”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潮和哲学精神为底里。以追求一种宏阔的形而上的主体精神为目标，以不同于“意境”而倾向于“境界”意蕴的重要范畴。文章从“气象”的流变、朱熹与“气象”范畴以及“气象”基本品格——“中和”、“浑成”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朱熹是“气象”理论的重要代表。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读书六法：朱熹读书方法演绎

朱熹训导门人读书，曾总结出一整套方法。演绎朱熹教导，可得出入、通读、参读、复读、计量、购读六法。出入法讲究虚心接纳与批判性阅读的结合；通读法讲究字求其训，句求其旨，未得其前不求乎后，未通乎此不志乎彼；参读法强调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讲究参照阅读，忌孤立看一种书；复读法强调选择一种或数种书，反复读，终生读，将书中知识据为己有；计量法讲究海量阅读，以强化读书训练效果；购读法虽非严格意义的读书方法，但与读书密切相关，讲究读书人为自己建构书斋，以储备知识信息。此六法均与朱熹教导神髓相通，对年轻学子读书学习，尤有助益。
     

“理之尊严”与“理之无能”——论朱熹哲学的理气关系说

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虽然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但由于朱熹看到了“理”这一精神本体的既“尊严”又“无能”的二重性，因而在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阐述的理气关系学说，无论从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传统儒学的丰富、发展和更新，也是对人类认识的深化。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章阅读与思维能力培养

在我国目前的语文教学中，“阅读学”还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很多人坚信，“能识字就会读书”，何需研究何需教？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朱熹与弟子讲论读书法时就说过，读书不光要识得文字，更要识得意思好处。“识得文字”属于文化基础，“识得好处”便是体会、理解的问题。马克思也说过，读者有合格与不合格之分，其差别主要不在于识字多少，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强弱。中学生乃至大学生读一篇不会典故、没有生字的白话文章，不见得就能吃透原文。阅读活动与思维能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相辅而相成。换句话说，阅读既是运用思维能力…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朱熹的茶缘

朱熹（1130～1200年）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晚年自称“茶仙”，朱熹幼年丧父，早年全靠义父刘子羽抚养照料。父亲朱松嗜茶成癖，虽没有留下遗产，但却教会了他饮茶。朱熹与茶结缘可以说是家传。说来有趣，朱熹从他诞生之日起便与茶有缘。在他降生的第三天，行“三朝”洗儿之礼，当时家人以宋代贡茶名“月团”为他洗三朝，朱松曾无限感慨地留下一首《洗儿》诗：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朱熹确立了自己的问学宗旨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