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公民意识: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

公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政治文明的要求,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强大动力;公民的义务意识是提高有序政治参与质量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思考

由于当代"代议民主"的困顿,产生了参与民主理论,提供了公民大众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与机会.公民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了社会对公民主体身份的尊重,有助于优化政府决策、改善官民关系.当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领域不断扩大,形式多样,取得不小成绩,但是也面临多种挑战.应该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扩大公民对基层政治的有序参与.     

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扩大广州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参与有效性的保证。广州市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今后应把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广州市政治文明建设的后续工作而大力推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理论研讨会综述

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要求。为了研究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总结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经验,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于2006年12月18日举行理论研讨会,探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     

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是民族政治发展的标志,也是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多民族的法治国家建构下,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必须是一种有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只有这样的政治参与,才能与国家政治一体化进程相一致。     

构建和谐广州的重要标志——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只有广大公民积极有序的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构建和谐广州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就体现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方面。实践证明：广州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地方政府自治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构建和谐广州构筑了公民参与的立体平台。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当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参与体制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法制不完备、参与主体不成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质量,需不断完善和发展。健全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需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速政治转型,不断拓宽公民参与决策的新渠道;完善法律,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参与意识。     

政治均衡视域中的公民参政均衡

公民均衡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是公民法律平等体现和我国政治均衡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均衡参政的制度特别是机制建设,构建公民利益均衡表达的政治格局,已成为我国实行公民有序参政,实现政治现代化发展以至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及实现

秩序是政治生活基本的价值,供给秩序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的政府,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但是,惟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能发挥正向功能,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具有多层价值。为了充分发挥这种价值和效用,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努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论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

民主政治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具有紧密的联系,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对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积极引导和不断完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良性有序发展,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