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公司捐赠的法律困境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所认可,这既符合社会前进的历史规律,又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公司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不仅能为公司创造长远利益,也可以以最直接的方式创造社会福利。而公司捐赠必然会引发公司利益、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利益等多方利益冲突,还可能出现越权捐赠、撤销捐赠、终止履行捐赠、负担捐赠等不规范捐赠行为,造成多方利益的损害。虽然我国《合同法》等多项法律对捐赠进行了规定,但过于概括,且不够具激励性与保护性,无法实现公司、社会等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公司捐赠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成为当前我国公司捐赠所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激励与约束

依据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现状存在激励手段单一 ,约束松散等缺陷。为此应改革经营者任命和分配制度、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决策失误的追究制度 ,强化约束机制     

公司融资结构与管理者激励约束

融资结构对公司的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立足于融资结构与管理者激励约束之间的关系,讨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特点以及对管理者激励约束的影响,并从优化融资结构加强对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激励约束作用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公司治理结构的控制权机制与经营者激励约束

本文阐述了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对经营者激励约束的作用机制,认为在我国经营者的控制权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更具有根本的决定意义,并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争中的跨国公司捐赠——四川地震捐赠的法律解读

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受到普遍关注.汶川震灾发生后, 不同的企业做出了不同的社会责任的危机响应, 引起了激烈争论.跨国公司捐赠的法律规制可以分为三个问题:跨国公司许诺捐赠后涉及到捐赠合同的履行问题;跨国公司不捐赠关系着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约束力问题;跨国公司捐赠后涉及公司法规定的董事和高管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问题.     

国有公司经理的约束和激励

国有公司作为一个契约,不可能规定契约中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和经理长期竞争的压力是形成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力量.激励和约束经理的逻辑起点是董事会雇佣和解聘经理.经理的人力资本与其人身不可分离,经理必须享有与其业绩相称的剩余索取权.良法是约束经理的主要力量;充分反映力量对比关系的合同,章程,必要的监察、审计约束也不容忽视;完善的信用管理系统和理智规范的经理市场是约束经理的重要手段.     

公司公益捐赠正当性之法学与经济学探究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我国的公司公益捐赠呈迅猛发展趋势。公司公益捐赠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禁止到限制再到允许的发展历程。公司公益捐赠的正当性是引导和规范公司公益捐赠行为所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公司公益捐赠之正当性根基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对其深层次剖析必须以公司公益捐赠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发展趋势为基本线索。公司公益捐赠,因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冲突走向平衡而具有合宪性保证;因公司负外部性之弥合而具有公平性机理;因公司独立人格之深化而具有主体性支撑;因公司社会性与营利性之双重属性而具有义动性与利动性根基。     

激励与约束并重 完善公司内部管理

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提高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加强对经营管理者行为的规范，即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的重要保障     

公司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完善

公司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规范和引导公司公益捐赠的重要法律范畴。其理论机理,在内为税收公平价值;在外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协调程度。公司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具体建构,要沿着分税、定税、征税、用税四个路径展开,将税收公平原则映射其中,并始终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当下的协调程度为外在约束。通过中央与地政税收结构性平衡,优惠幅度和受惠类型之调整,辅以效率化的扣减程序和透明化的用税机制,最终实现公司公益捐赠的可持续性发展。     

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

21世纪的企业是“以人为本”的企业,“以人为本”,最主要的就是人力资本。文章从人力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出发,探讨了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强调激励与约束机制要相互促进。     

我国企业捐赠的法律问题

针对企业捐赠的概念、实质以及必要性等进行探讨,对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进行分析,从企业本身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相互统一的角度出发,对如何解决我国企业捐赠法律制度的存在问题与如何完善我国企业捐赠的立法提出了看法,主张以平衡好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原则,将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捐赠程序以及具体捐赠事项等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通过建立诚信评价、奖励等激励机制,使我国企业在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基础上得到又好又快发展。     

论责任、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

近几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对于企业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在探讨责任及企业责任的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试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作出明确的阐释。     

社会责任视野下的企业慈善捐赠分析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显著方式之一,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的担当融合起来日益成为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国内企业慈善捐赠的现状与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到,目前制约和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还不少,企业捐赠力度的不平衡性,捐赠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捐赠环境的支持缺位等问题还很突出。对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文化、企业与环境的相关性分析,有助于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并以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来推进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和财务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都是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重要因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进行企业创新都需要资源投入,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对于这两种途径需要做出合理的选择和资源配置。通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企业创新也对财务绩效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创新在其中扮演着调节作用,在低企业创新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会增强。实践意义在于为企业正确理解和成功运用企业社会责任来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提供借鉴。     

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以慈善捐赠为例

以2002-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社会角色理论分析了女性董事影响慈善捐赠的作用机理,相对于男性董事,女性董事的“公共型”特征使得她们天生就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和关怀他人,此外还因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使得女性董事更加关注慈善捐赠,也愿意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决策.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聘请女性董事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有效控制了自选择偏误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中有女性董事的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多于没有女性董事的上市公司.文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性董事为什么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揭示了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对上市公司聘请女性董事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与维度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和维度是两个基本的但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首先,讨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公民理论,认为这两者具有统一性,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却都存在共同的不足;第二,运用一个代表性企业的扩展利润函数,证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造成社会责任问题,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实证依据;第三,利用第二部分的结论,证明企业经济责任不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两维度主张:以禁止损害和损害赔偿为原则的强制性社会责任维度和以福利增进为原则的选择性社会责任维度.按照这一主张,需要进一步完善.     

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演变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与深化期、成熟与国际化期四个不同的发展演变阶段,其总体趋势是自发自愿的早期企业社会责任,逐步发展成为被动被迫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主动自觉的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这种发展演变趋势意味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兼容企业商业利益的潜在可能性。     

测井联合地震反演在辉绿岩蚀变带识别中应用

黄骅拗陷地处渤海湾盆地,构造活动强度大且频繁,致使该区火成岩非常发育。其中辉绿岩在该地区多有分布,受辉绿岩烘烤形成的蚀变带储集层为寻找新的油气藏类型提供了方向。以大港油田R 区钻遇辉绿岩蚀变带己知井的测井资料为出发点,总结了其测井响应及波阻抗特征;结合地震反演所得出的波阻抗反演数据体和多属性反演自然伽马数据体,对辉绿岩蚀变带的分布和厚度进行了预测。所得出的辉绿岩厚度与己知井统计吻合良好,为该区域辉绿岩蚀变带储层的下一步勘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对完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法律探索

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最本质的属性之一,是世界各国商事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国公司立法唯一的财产责任形成。然而,它的正义性和存在价值正受到来自现实经济生活的严峻挑战,也给我国的公司制改革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本对如何完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从公司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做一探讨,提出一些法律对策。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