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两制”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黑龙江省依安县新合村一个党支部、一个村委会,但在生产上一部分实行集体经营,一部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两种体制并行,人称"一村两制"。新合村有6个自然屯,耕地1!6万亩,人口1342人。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该村集体     

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村涌现了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因满足农民对社区集体资产收益的索取而产生,农民专业合作社因实现农民经营收益最大化而出现。两种合作社解决的是不同的农村问题;两种合作社都实行股份合作的产权形式,但两者的产权形成基础完全不同;两种合作社都按照三权制衡原则设计治理结构,但两者的治理模式都存在被扭曲的现象;两种合作社的初次分配都很重视公共积累的提取,但在二次分配上,社区型股份合作社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盈余,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根据按人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收益分配。     

集体成员单位再认识:“户”与“家”的互构——基于沪郊三村宅基地置换过程的调查

通过对沪郊3个村庄宅基地置换过程的田野调查,厘清了沪郊在村庄治理与家庭两个层面对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界定的不同标准,得出结论:户成员与家庭成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分别界定了个人的身份,最终确定个人是否能够享有村庄成员的权益与福利,即构成了实质上的村庄集体成员资格界定标准。在中国的乡村实践中,集体成员的单位不是个人或者家庭,而是“家”与“户”互构之后的混合状态,两者共同形塑了资源分配规则和农民认同单位。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商业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形式探讨

<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商业系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破了单纯按行政等级、层次经商的方式,各个企业按经济合理原则自行确定购货对象;二是兴办了各类贸易中心、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形成了多种形式的集中交易场所,为购销双方提供了方便;三是对部分中小型商业企业改变了经营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增强了经营上的灵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四是给予各个生产企业一定程度的销售自主权,加速了市场信息反馈,有利于更好地按市场需要组织商品生产。同时还调整了商业的所有制结构,实行全民、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并大力发展和扶持集体和个体商业,实行多家经营体制。经过这一转轨变革,一个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商品流通体制已初步形成,商业企业的活力也得到加强,使我国初步呈现购销活跃、市场繁荣的局面。     

党支部应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

尽管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现象却时有发生。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党内制度不健全,没有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度化,法律化。在一个基层党支部应如何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我们认为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强调。第一,必须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领导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实行集体领导,也就是凡属支部范围内的重大问题都要由党支部民主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或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党支部决定问题时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防止一言堂和“家长制”,从而使党支部的决策力求做到民主化和科学化。要防止借口工作繁忙,违背决定重大问题时的集体决策程序,     

改革国营商业企业运行机制的基本思路

<正> 一、传统体制的主要弊端 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行政分配式的商品流通体制。该体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与整个社会的产品经济相适应的,是低生产力水平和产品经济社会下的流通模式,它的职能就是借助于合理分配、平均分配来弥补社会产品的不足,流通活动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直接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国营经济成份的垄断经营这几个方面构成了行政分配式流通体制的基本格局。在这种体制下,商品流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按行政区     

培育住宅消费的难点与对策

住宅消费不旺,其原因尽管很多,但归纳起来是体制与市场两个方面。培育住宅消费的途径。从体制上看,虽然“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对旧的住房分配体制有很大的突破,但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本的办法是实行“住房分配市场化”;从市场方面看,受收入增长缓慢的制约,培育住宅消费的重点应放在其他方面,如扩大住宅消费信贷、转变经营方式等。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培育住宅消费的难点与对策

住宅消费不旺 ,其原因尽管很多 ,但归纳起来是体制与市场两个方面。培育住宅消费的途径 ,从体制上看 ,虽然“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对旧的住房分配体制有很大的突破 ,但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 ,根本的办法是实行“住房分配市场化” ;从市场方面看 ,受收入增长缓慢的制约 ,培育住宅消费的重点应放在其他方面 ,如扩大住宅消费信货、转变经营方式等     

“镇改街道”进程中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处置的个案研究——以X市Q街道S社区为例

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把一部分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其所辖区内的村庄随之实行"村改居"改造,即村落规划为城区,农民变成居民。"村改居"后所面临的集体资产虚置和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已影响"镇改街道"进程的因素,甚至成为制约"镇改街道"进程的"瓶颈"。为了解决原村集体资产产权虚置这一难题,最大程度地来保障原村民利益,X市Q街道S社区在"村改居"改造后对原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化改革,如此一来,既可以实现原居民对原村集体资产产权的人格化占有,又为我国"镇改街道"进程中如何处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略论农产品分配中的两个理论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分配问题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产生级差地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即土地肥沃程度不等、地理位置上的差别和在同一地块上连续追加投资所获得的不同生产率;一是社会关系,即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土地经营垄断和与一定的商品价值相联系。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这种自然条件和社会关系呢?自然条件是不说自明的。就社会关系而言,我国目前在集体农业中实行各种形式生产经营责任制,在国营农场中也实行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而且一经承包给农户或农工,就会形成土地经营上的垄断。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级差地租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     

论股份合作制在周村区企业中的实践

股份合作企业是指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单位或劳动者,按照协议,以资金、实物、技术等生产要素为股份,自愿合股组成的经济组织,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如在联合上,股份制是资金的联合,合作制是劳动的联合,而股份合作制是劳资双联;在收益分配上,股份制是按资分配,合作制是按劳分配,而股份合作制是劳资兼顾,在企业管理上,股份制实行一股一票,合作制实行一人一票,而股份合作制实行劳股结合制;在经营目标上,股份制追求尽可能多的资产收益,合作制追求劳动集体更多的共同利益,而股份合作制力求兼顾这两方面的价值取向。     

“事件团结”与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基于一起乡村事件的实证分析

村庄共同体在承载生态多样性,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弥补国家基层治理不足等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乡村人口分化和流动的背景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庄既不是滕尼斯式的村庄共同体,也不是原子化状态,而是呈现出介于二者之间,但趋向原子化的一种状态。文章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村庄精英借助村庄差序格局关系的社会资源和自身具备的外部资源,以行动干预方式,发起并塑造具有共同情感的符号和集体认同的村庄事件,发挥新媒介对村庄资源的整合功能,弥补国家基层组织应有的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功能,使“事件团结”再造村庄生活共同体和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可行性。但也应看到,村庄生活共同体再造还需国家有条件的干预,改进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机制,实现村庄集体资源的公正分配,这是推进乡村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利益基础。     

NGO的政策议程设置能力:以领导人个人为视角的分析

NGO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角色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NGO建构政策议程的能力及其受到的制约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现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个关键的现实问题,即NGO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如何影响NGO本身的政策议程设置能力。本文选取大爱清尘案例来描述和解释这个问题,并试图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对组织生存法则的理解、对政策问题的清晰界定、寻求体制内的支持力量以及坚持不懈的发声和努力,是描述和分析NGO领导人个人能力对NGO政策议程设置能力影响的几个变量或维度。研究发现,大爱清尘的领导人个人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该组织的成功。     

当前形式下怎样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

我们应采取措施缩小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按国际惯例降低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通过实行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必须实行垄断性经营的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增加公务执行透明度,防止滋生腐败以及权力滥用的行为发生.     

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发展研究——以山东省招远市西沟村为例

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分析,发现党支部领办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上层建筑保障,而实化的集体地权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成功的经济基础保障。党支部领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分配、协调和监管环节,既可以让合作社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不溢出村庄,又可以为合作社应对各种风险提供坚实支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地权实化加上合作社与市场的具体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征。研究认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应是服务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将农民纳入现代职业体系,重新组织农民和再造农村社会,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西南民族村落与韩国传统村庄保护和建设的比较研究——以广西洞井古村寨、韩国良洞传统村落为研究案例

以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与韩国传统村庄建设的分析比较为基础,阐明两国传统村落的差异是由村寨文化、环境、地理等因素的差异造成的。重点选择中国传统村落中的广西少数民族村寨与韩国传统村庄的建设策略应对与保护方法措施进行分析与比较。通过剖析,总结出中国与韩国传统村寨文化的特征,获得两者最优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分析研究。希望以此对我国少数民族村寨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进一步促进文化保护与传承。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