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问题一直在理论界颇有争议,对各国政府公共支出政策效应的实际考察也众说纷纭。作者认为,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这既包括与大规模的公共支出相伴随的安装和调配成本,也包括由于公共支出过程中的寻租和“非生产性寻利”行为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了考察调整成本对公共支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展开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经验分析。自198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中央的财权相对于地方政府逐步削减、预算外支出比重不断上升、预算外支出主要由地方所控制等种种现象都表明,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了,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农民增收与新型工业化关系研究

农民收入低、农民增收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在阐述新型工业化与农村、农业和农民关系的基础上,对新型工业化如何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政府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分析。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本文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转移支付水平越高,越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居民储蓄/支出结构是否一致,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具有明显差异。这为进一步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统筹城乡作为我国"五个统筹"之一,关键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主要靠的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元化。城乡差距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拉大。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核心就在于增加农民收入。本文主要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谈谈如何缩小城乡差距。     

农民增收的最大潜力在制度公平

2013年全国农民收入增长实现了＂十连快＂,向着完成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收入倍增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但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未扭转,农村内部收入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从未来农民增收的渠道看,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空间越来越有限,工资性收入增幅不断下降,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最大。现阶段,要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必须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不公平问题。     

金融集聚、生产率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及其内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金融集聚是促进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导致城市内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这主要是因为金融集聚显著推动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城市金融集聚的扩散阶段还没有到来之前,政府旨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政策可能会抑制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     

新基建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在过去40年，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和协调城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但事实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考察我国近年的新基建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新基建投资战略布局提供依据和参考。基于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投资新型基础设施，会缩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较弱的农村地区，新基建投资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新基建投资总体上有助于协调城乡均衡发展，但是应合理布局，以避免进一步拉大落后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一体化取向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以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验为指导

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了农村改革的集结号,我国总体上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而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水平上,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瓶颈。本文对我国目前的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进行分析,在借鉴德国地方政府供给乡村公共物品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     

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政府公共支出既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通过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可以实现公共支出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从而扩大内需,使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地发展。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及其实现路径的思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城乡收入差距却逐年拉大,不公平因素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和谐的障碍。我们重观公平与效率,高效率带来了较多的不公平,不公平也对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这些矛盾在城乡之间表现最为突出。我国的公共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民共同富裕,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建立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本文就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市场繁荣提出若干建议。     

从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支出行为看农村医疗保健融资机制的选择

我们是在一个市场环境中考察财政融资或医疗保险可能会对农民的医疗开支产生什么效应,这些效应又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财政平衡?本人绕过了关于农民对医疗服务与药品需求量的度量,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货币支出量、支出比率、价格与收入,来估算需求的自价格弹性。我们发现,中国财政对卫生的公共支出占全国卫生总支出的比率,已到了世界最低行列！中国占人口80％的农民在非公共卫生支出中只占不到20％！中国西部(11省、区)的农民医疗卫生负担与东、中部农民相比,呈累退趋势:越穷负担越重！中国农村居民对医疗价格与药品价格的弹性为负,卫生支出对收入的弹性为正,因此,引入保险机制与财政补贴会产生医药开支的膨胀,膨胀系数为0.863！中国西部农民对医疗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显著为负,且小于-1;中国东部农民对药品价格的需求弹性显著为负。在补助医还是补助药上,西部与东部应该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计量结果表明,西部农民的看病、买药决策显著取决于收入水平;而在东部地区,这一关系不显著。财政支出在东部已经起到了降低农民医疗负担的功效;而在西部农村,则尚无这方面效果。     

考虑货币测度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与资源消耗最小化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货币测度的社会福利函数,在文[1]的基础上建立了增加效率约束条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优化模型和资源消耗最小化的优化模型,然后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给出了消费税率及政府对不同收入消费者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率与补贴率,并指出了福利最大化点与帕累托效率之间的关系。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Efficiency in the generation of social welfare in Mexico: A proposal in the presence of bad outputs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any country is to secure the general welfare of society, entailing positive levels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income, coupled with low levels of social inequality. The following paper studies the efficient us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to generate social welfare in the presence of bad outputs in the states of Mexico during 2010. A two-level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 was used to determine how efficient the 32 states of the Mexican Republic were, considering as model variables the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education, health and income), and the data on poverty or inequity in the country.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reveals that only 5 of the 32 units studied were efficient in generating welfare and in reducing poverty, while the rest need to increase their welfare levels and especially reduce inequity in education and income us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they possess.     

基于精算模型参数调整的农村养老金可持续性仿真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农村老年人群与养老需求激增,农村养老金收支失衡与不可持续风险快速加大。本文基于新农保筹资和给付的双重视角,应用总体法构建农村养老金收支与平衡精算模型,基于全国东、中、西部三省六县(市、区)新农保试点地区实地调研数据(有效问卷5031份),通过甄选并调整关键参数,预测农村养老金收支及差额变化与发展趋势,对其可持续性进行仿真研究,针对预测结果提出增强农村养老金可持续性的改革思路。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参数缴费率、补贴率和经济参数农民收入增长率、基金投资收益率的提高及其联动增长均有利于增强农村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而养老金计发月数的增减对农村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方向并不统一,二者的联合增长对农村养老金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对于丰富、发展农村养老金精算建模与仿真理论、方法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策改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的最优补贴

从化解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外部效应出发，对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如何给购买者提供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假定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讨论了需求函数分别为加法形式与乘积形式时，企业如何确定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以及政府如何选择补贴方式的策略问题。研究认为：给定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政府提供的最优补贴或者价格折扣、企业最优产量以及政府实际补贴支出随着政府期望实现销售目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从政府补贴支出最小化角度来看，固定额度补贴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给定政府补贴支出，从实现企业产量最大化角度来看，价格折扣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对消费者来讲，政府应用价格折扣方式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支出，提高消费者获得的福利剩余。     

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区域差距控制

在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下,建立了两地区四代间的收入转移支付模型,研究了政府通过收入转移支付来推动区域间平等的政策,分析了收入转移支付对两地区劳动者数量、工资、消费、退休者收入、地区和全国总产出,以及当地家庭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以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为实例进行了模拟,模拟了2种区域差距下经济指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