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压制中寻找出路——论明清弹词体小说的创作环境

明清之际的江南思想和文化都极为活跃,许多士人开始关注女性的教育和文学创作.许多闺秀不但从事诗歌创作,而且开始走上了反映女性生存状况与人生理想的长篇弹词体小说的创作道路.这一选择因为背离了士人所提倡的“德以正才,才以成德”的女性教育初衰而倍受压制,因而也使弹词体小说的创作陷入到尴尬的境地.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西京杂记》反映的文学观

《西京杂记》对当时繁荣的文学有所反映。尽管它未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但通过一些现象也迂回曲折地对当时士人对文章分类、文学创作过程、文学作品的功能及评判标准等观念给予了反映与表现。     

简论晚清著名闽籍女作家薛绍徽

薛绍徽,中国近代第一个女翻译家,晚清驰名国内文坛的闽籍女作家,著有《黛韵楼遗集》。薛氏是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踯躅的中国近代士人的典型代表,对其人其文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更有助于透视中国社会在近代急剧变异中的历史真实。     

辽金元文学:民族融合的结晶

辽金元时期 ,民族迁徙与交流空前活跃 ,带动了文学交流的迅速推进。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整合嬗变的过程。文学格局发生了重大变更 ,传统样式继续发展 ,新兴文学样式崛起 ,尤其是通俗化、大众化的趋势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     

西汉儒士身份的悖论性统合与精神苦闷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风流成为西汉士人不言而喻的人格追求与文化价值表达的参照。不过。汉代毕竟不同于战国，士人的自我寻租的选择空间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格局中日益逼仄。士人希望自己所尊崇的学说能够最大可能的实现其政治价值，这是从孔子以后儒家的最重要的理想；然而学术一旦被权力认可，变为政治意识形态时，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就随之熄灭了，作为学术主体的士人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客体。这是汉代儒士的身份特征与苦闷的症候。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状元谶及其风俗制造

南宋至明清时期，苏州地区流传着“潮过夷亭出状元”的谶语，在昆山还形成了农历八月观潮的风俗。潮过夷亭的自然地理背景，在宋代是因为海平面上升，使得潮流界西移，在元以后则是由于娄江成了太湖入海干道。南宋时昆山士人领袖因相信谶语的真实性，也出于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而促成了问潮馆的建造和八月观潮风俗的制造。谶语应验后，地方官员、地方望族和士人群体共同维持这一风俗，至南宋末年才消歇。明清时地方士人为了改善风水，又建造了玉柱塔，并因此再造了八月十八日舁神观潮的风俗。昆山的观潮风俗，既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的演变，也出自地方官员与士人的共同作用，它通过建筑与风俗的制造与再造，以实体化的景观，形塑了地方性，强化了地方认同，地方传统在此过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地方文脉也由此绵延演进。     

从科举到新式学堂到报人作家——以卢天白、尤墨君为例看民初文学的“通俗化”

在“新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旧派”通俗文学曾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文坛的“市场主流”.“旧派”文坛最大限度地接纳了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大部分失去举业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出路与“表达途径”,其中也包括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预备”留学人士,如卢天白和尤墨君等.他们没有像“留学生”那样成为了“新派”,也没有凭借在新式学堂的教育而增进“创作力”,反而和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靠着“旧学”根底谋得了“撰稿者”的身份,并与庞大的“旧式文人”撰稿群体一起促成了“旧派”文学的兴盛,“塑造”了民初文学的“通俗化”倾向.     

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

"华文文学"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产生于近百余年来华人多向流动、迁徙而形成的移民文化中,"台湾文学史"、"香港澳门文学史"和"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三史"覆盖了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旅外"和"在地"是华文文学两种基本形态,两者之间包括转化在内的变动往往成为各地华文文学形成自身传统以丰富中华文化的过程。华文文学的"本土"既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情境,它抵抗外来殖民性文化,但也开放于"旅外"向"在地"的转化,促成"在地"的多元性;有了"本土性"的丰富,才有中华文化的丰厚。"灵根自植"的中华性成为一种不断展开中的开放的生命进程,中华性的变迁开掘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多种可能性。非汉语的在地性和汉语的旅外性对话,两种文化生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

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马亮宽两汉时期，表面看来士人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群体，同为士人，有的贵为王侯，有的贱为匹夫。有建万世之业、立不朽之功者，充分实现了其人生价值；也有虽满腹经伦，却毫无建树者，一生默默无闻，身朽名灭，鲜为人知。有些士人顶天立地，为世人所...     

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竞尚奢华, 士人群体中宴饮之风盛行, 宴会与酒成为士人生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士人沉湎于闲情酒趣、宴饮高歌的背后, 一方面表明了士人不甘寂寞、乐于交游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 以及事功心态的弱化。本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对这一现象予以探讨, 以便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当时士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清初关中遗民生存境域与文学生态——以游幕、隐居、结社为例

文学创作者的生存境域是文学研究中的显题,而生存境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些问题在文学作品中都是作者较为关注并得到表现的对象.明清之际关中遗民作为一个较为独特的士人群体经历了明清易代与神州板荡,他们身居异朝,心怀故国,或隐逸、或游幕、或秉承晚明的结社遗风,他们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表现形式,其文学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反映了遗民的心路历程.     

宋代贬谪诗文的高旷情怀述论

宋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 ,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 ,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 (特别是唐代 )有所不同 ,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 ,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