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海“花儿”风格之“野”

青海"花儿"是青海民族民间艺术中甚为艳丽的奇葩,是河湟儿女至为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河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要使"花儿"继续保持其强健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必须保持其以"野"为最重要特征和以纯正、清新为显著特色的基本风格。     

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

从历史时期以来 ,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 ,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族际间文化互动还促成了大量的文化变异和文化同化现象。文章特别从语言、宗教和民俗等方面具体地对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进行了论述     

黄土地上的“花儿王”——马生林花儿及宁夏花儿保护

宁夏六盘山山花儿,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生林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项目代表传人。六盘山山花儿传承久远,20世纪30年代的王洛宾深受其影响。马生林深受地域民间民族民俗文化影响,一生倾心于花儿演唱,对六盘山山花儿与河湟花儿的异同、花儿演唱与花儿积淀、花儿创作等都有自己的深刻体验。在宁夏花儿世界里,他最具代表性。花儿的原生态保护,是花儿保护与传承的关键。     

河州砖雕艺术的文化渊源及形式特征

河州砖雕植根于河湟地域的文化土壤之中,是河州民间艺术家吸收汉文化传统,结合河州多民族、多宗教地域文化特征创造出来的民间艺术样式。作为一种建筑装饰形式,河州砖雕在艺术内容及风格上体现了中原主体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和谐统一。本文从建筑的功能上对河州砖雕进行了分类,对河州砖雕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总结,针对其表现的题材及文化内涵进行了归纳和考证。     

民间信仰的流变和文化融合——以河湟宝卷与嘛呢经为例

河湟宝卷流传于甘青两省河湟流域多民族地区,是内地宝卷西传入青后,与当地多民族文化相融合并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一种民间信仰形式。由散韵结合到有韵无散,由民间宗教发展为融合藏传佛教元素的民间信仰,河湟宝卷与青海河湟地区的民间信仰"嘛呢经"之间体现出相互密切的关系,具有浓厚的汉藏双重信仰文化特征,二者之间是一种流变和衍生的关系。     

河湟地区民族和谐发展的文化哲学基础

本文通过对世居河湟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习俗、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社会交往等方面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研讨,提出各民族长期形成的族群友好意识、宗教伦理主张、社群至上观念、天人和谐精神、文化互动格局等重要的文化哲学因素,是促进青海河湟地区民族和谐发展的深厚基础。     

河湟阿氏土司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

本文在对青海河湟地区乐都、大通、湟中三县四个村同一土司后裔——阿氏族群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志文献及该族群几个分支的族谱,探讨河湟阿氏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为明清以来河湟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     

青海河湟地区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

先秦至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在此地统治力量的强化,一些当地居民被编户齐民,从而拥有了与中原居民同样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在内生的地方秩序中,由当地土司、千百户等统治的土民则具有与中原居民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土民群体的存在既反映出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属性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华夏边缘社会文化属性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在青海建省及县制改革等的影响下,居民身份从土民到国民的转换,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过渡与转型。     

试论河湟酋豪对北宋民族政策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非常重视笼络蕃族酋豪.因为,蕃族酋豪不仅影响着河湟唃厮啰政权的政治向背,而且也影响到北宋对河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北宋在不同时期对河湟的民族政策都有他们深刻的印记.     

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 ,《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 ,筑令居塞”的记载。这里的“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 ,“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 ,指黄河上游农区和湟水流域 ,即今青海省境内包括贵德、尖扎等黄河沿岸地区在内的东部农区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历史上 ,这里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带 ,藏传佛教在这里从传入、发展到鼎盛、衰落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一、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考察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地区的历史十分久远。据《安多政教史》记述 ,早在唐代宪宗…     

河湟流域道教信仰与多元文化互融研究

河湟地区是青海乃至全国多民族共生、多元文化共融的典型区域。据文献史料,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纵轴五个节点,耙梳青海河湟地区道教信仰历史脉络,并以微观个案为基点,立足多元文化视角研究河湟地区道教与多元宗教文化互融的表现特征。     

伏羲文化与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

伏羲氏既是中国古史系统中原始渔猎时代的一位英雄,也是中华统一文化的缔造者。有关其传说和文化创造活动对于促进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具有独特的价值：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文化＂,这种本源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伏羲文化中的龙图腾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伏羲文化是一种＂和＂文化,其融合性能很好地阐释海外华人心中的民族情结和中国理念。深入研究伏羲文化中的统一思想,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青海河湟宴席曲的艺术展演情境分析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文献资料法,将河湟宴席曲置于其具体的生存语境中,对其展演的时空、语言、动作、旋律以及情景进行分析。河湟宴席曲是河湟民间宴席活动中特定时空下的仪式化行为,表达着民众的价值趋向、伦理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独特的情感抒发方式。河湟宴席曲具有跨民族、跨文化的多元文化特征,在其狂欢的表象之下,蕴含着河湟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感。     

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

自清以来,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日渐衰落,除了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土司的政策以外,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使藏族社会的土司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实已形同虚设;为河湟地区藏族的交往铲除了藩篱,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进一步使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区得以整合;抑制了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扩张与发展。     

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青海河湟地区汉族民俗语言特征

青海河湟地区民俗文化多元,语言生态丰富,各民族在长期的杂居状态下族群接触频繁,使得各种语言呈现出独有的特点。本文简要描述了青海河湟地区汉族民俗语言的历史性、杂糅性和复杂性特征。     

河湟花儿的文化渊源研究

花儿的源流起于河湟游牧文化时期,历经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最终形成现在意义上花儿。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花儿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为研究多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争战的主要原因

<正> 河湟地区,包括湟水流域及其附近的黄河流域,地跨青海、甘肃两省,而以青海为主。尽管河湟地区(特别是河湟谷地)各地的自然景观非常相似,但在我国目前流行的自然地理分区上,一部分(主要部分)划属“青藏自然区”,一部分划属“华北自然区”。 现代考古学的成果表明,早在史前时期,河湟地区就开始有了人类居住生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等古文化遗址遍及河湟谷地即是明证。周秦时代,     

一部研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拓荒之作——《西藏的民族传统体育》读后

民族体育是一种历史悠久、引人注目的,存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与生活中的,与现代体育概念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现象。而传统是一种文化遗传,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石。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又是世界各民族自身发展历史的时代产物,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展现,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的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丰富多彩的藏族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西藏的民族传统体育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特定的自然、社会和宗教的环境中…     

文化生态视域下阴山地域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研究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阴山地域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是促进阴山文化认同、实现阴山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阴山地域各部门应该积极建设阴山地域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展开多领域数字化合作和宣传,将数字化技术与文化产业有效对接,实现生产性保护等,有效促进阴山地域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实现阴山文化认同,全方位构建阴山文化生态圈,促进阴山地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家西番:遗失了藏语的地方亚文化共同体

家西番族群,是生活在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宗喀藏族的一部;自明朝后期开始定居农耕,与汉、回、蒙古、土等族群杂居,历经二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逐渐遗失了藏语而只使用青海汉族方言,至清康熙年间基本上完成社会文化的汉化。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族群竞争、明清两朝对河湟农耕地区实行与草原牧区不同的治理模式是导致宗喀藏族文化转型而成为家西番的政治原因;草原与农耕交错过渡地带农业文明、工商文明相对于草原游牧文明的优势是吸引家西番汉化的经济原因;汉藏文化的兼容性、河湟地区多族群杂居的社会现实格局是出现家西番族群的社会文化原因。1958年青海农牧区宗教民主改革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民族宗教政策,直接颠覆了家西番族群本已动摇的宗教文化信仰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落实民族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西番族群在保持藏族身份的同时,其文化心理却越来越呈现其族性的"汉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