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惠施的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简

惠施所提出的“泛爱万物”命题具有伦理性质,同时也表达了他从价值层面肯定世界之观点,“天地一体”是其哲学基础,“一体之爱”思想为儒家的差等之爱提供了理论支撑.宋儒和惠施皆持“肯定世界”之立场,并且在立论方式上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惠施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构建“一体”,而宋儒则是通过智慧的方式,二者在理论上所具有的这种关联性表明,惠施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值得关注.     

论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所提出的"泛爱万物"命题具有伦理性质,同时也表达了他从价值层面肯定世界之观点,"天地一体"是其哲学基础,"一体之爱"思想为儒家的差等之爱提供了理论支撑。宋儒和惠施皆持"肯定世界"之立场,并且在立论方式上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惠施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构建"一体",而宋儒则是通过智慧的方式,二者在理论上所具有的这种关联性表明,惠施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值得关注。     

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

“忠臣”一词，最初出现于《墨子》，法家对之做了规定性解释，秦朝付之实践，结果失败。汉水秦制，继续实践法家“君臣之术”，造成西汉君臣关系高度紧张。两汉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派试图把法家的“忠节”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但在理论上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直至宋儒才予解决。它在政治实践上的反映就是，从西汉至五代，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权臣纂立；而宋以后，这种现象再不出现。“忠节”是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和忠节的认识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的观点──“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而不是宋儒的忠节观──“死事一主”。因此，对忠节进行历史的考察必须走出宋儒对“忠节”认知的误区。     

论中国农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纲常伦理

人类社会可以说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中国农业社会呈现出的等级统治特征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而作为社会治理伦理基础的纲常伦理，其型构要素则有待于进一步澄清。伦理精神的历史形态由人的存在境况决定。在农业社会，人的存在境况是神祇本原的神人同在，纲常伦理的宗旨是“为了神祇”。家族是培育纲常伦理的现实社会基础，通过“移孝作忠”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儒家学说是纲常伦理得以建构的政治哲学基础，核心要义是“三纲五常”。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人们需要审视纲常伦理的神祇本原、家族本位和纲常教义，以便重建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     

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是以仁(人)为本的人生、社会哲学。儒家把仁与礼紧密结合,儒家德治实质是礼治,仁学实质是礼学。至宋明理学,形成了系统深邃的儒家“心性之学”。对儒家伦理哲学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见其中蕴含的具现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儒家的忠恕,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蕴含的爱国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儒家的中庸哲学,蕴含的追求真善美结合的理想人生社会境界;儒家重义伦理价值观,注重道德对人生、社会发展的作用,所有这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均有明显积极意义。     

中西方人对外来宗教的接纳及其文化融会

致力于探讨宇宙世界本原和人类历史奥秘、具有科学热情和求知倾向的希腊文化 ,在历史流变中敞开了胸怀 ,拥抱致力于探讨宇宙世界目的和人类生存意义、具有伦理热情和信仰倾向的基督教文化 ,并与其共同担当起了西方文化实践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和历史伦理交融终归因为其内涵的位移而难以构成自我圆通的文化教理。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因果相续的人生解说里既有吻合儒家、弥补道家的社会伦理关怀内涵 ,又有吻合道家、弥补儒家的超验心灵解救允诺。中国人很容易地接受了佛教的思想 ,并将其作为与传统儒家伦理政治哲学、道家人生审美哲学相沟通的非常圆通的精神哲学。     

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

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提出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虽然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在本质、依靠力量及实现途径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都是基于完善人性而对人类理想生存空间所做的设计和构想，它们所包含的境界都是人类和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了其理想模式在原则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主张“天下为公”、“按需分配”；都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生存状态；都坚持理性主义，主张理想世界此岸性。所以，通过对儒家“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融合点，从而为我们现代社会协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在人际关系中创造性转换的自我”何以可能？——评杜维明对儒家“哲学人类学”的“创造性阐释”

杜维明以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对儒学作出“创造性阐释”，把儒家哲学阐释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认为儒家的人性自我的实现除了需要内在主体在自我修养中不断深化外，还需要在外在人际关系的层层拓展与交互作用中进行创造性转换。但这种“创造性阐释”方法仅仅是观念的诠释，既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也缺乏历史条件的支撑，更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     

孔子对儒家“为己之学”的奠基

在春秋以上的政治格局中,因理想中“德”与“位”的对应,而对于贵族子弟的德性培养成为必须关注的问题.孔子继承了这种对于个人德性培养的教育传统,并以“有教无类”的态度赋予其新的意义,使相关话语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进入哲学的范围,进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专门问题域,即所谓“为已之学”.这一问题域为孔子及其诸弟子所设想并践行的伦理生活划定了边界,在其中不但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人伦维度——“师生关系”,并且孔子明确从“博文”与“约礼”的两个角度入手,展现出对于人自身存在的关注,而在此意义上,对于人格的塑造,或者说修身工夫的问题,方可被视为此后儒家哲学真正的关注核心.     

青年毛泽东人格理想的转变及契机

毛泽东是光耀历史的巨人．他的人格魅力是无穷的．这与伦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追求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寻找革命的思想武器、追求救国救民之真理的同时．不断地追求真理想人格的实现．在地的青年时代．圣贤的理想人格曾让他激动、倾慕乃至为之追求．在他世界现根本转变时．他的人格理想、社会理想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圣贤人格自古就是传统儒家理学相神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先秦德家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史人物加以理想化，作为圣王的代表．这些历史人物的人格特征，是…     

《九歌》审美探析

屈原的祭事诗《九歌》具有深婉的人情美 ,其中的人与物、环境与神灵的关系和谐统一 ,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美与瑰奇温情的神灵世界。而这种人情美的构筑 ,与春秋战国时代“以善为美”的道德伦理哲学及屈原“美政”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 ,《九歌》的永久魅力不仅在于外在的形美、境美、事美 ,更在于其深层的“善美”。     

"王"与"霸"——早期儒家与古希腊政制观之比较

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人,对于理想政制的设计一直是他们哲学乃至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道德中心主义,二者都对理想政制的设计寄予了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早期儒家而言,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王道";而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哲学王".无论是"王道"还是"哲学王",他们都是在充满道德悲悯情怀的哲人那里所寄托的政治实践理想.然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使得这些充满理想的哲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实现.这样,"王道"或许要通过"霸政"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哲学王"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也必须要通过强调法治的制度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城邦.     

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的伦理旨趣与中国方案

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民利益与需要，超越多层次的宗教、阶级、阶层、党派等具体主体界限的价值信仰、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人类共同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思想，集中彰显了马克思追求自由个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并在建设过程中对普世价值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给予正面回应。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彰显“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同时提出构建以人的需要和现实实践为生成基础的伦理观，最终建立符合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由解放理想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伦理指向的一致性，体现了人类生存性、国际社会关系发展以及世界政治秩序建设的价值需要。人类共同价值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摆正这一历史进展方向的有效倡议，是在真实平等公正的交往环境中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现实的实践依据和生存论奠基，是彰显全球伦理观念和价值形态得以创生的建构性力量。“建构性世界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得出的结论，是满足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和解除发展窘境的哲学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践行“建构性世界观”有效方案...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试谈儒家之中、仁、和及三者关系

中、仁、和是儒家的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重要范畴。“中”侧重于“真”,侧重于认识论,集中体现儒家的矛盾观真理观;“仁”是儒家思想之核心,侧重于“善”,即伦理精神原则,集中体现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侧重于“美”,是中与仁之统一,是中(真)与仁(善)结合运用的理想境界,礼治仁政是儒家的王道美政,集中反映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观。三者通过“礼”而相互联系,相互包融,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现其伦理、政治、哲学多重积极意义。     

国际视野中的儒家环境伦理初探

西方环境伦理为人类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提出了多种洞见。但其缺少实践价值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也使其充满了争议并且很难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同时,这一观念还可能会导致西方世界对后进民族的新压制。在这样的语境下,以全人类的哲学智慧来呼唤一种新的环境伦理的诞生势在必行。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伦理提倡一元论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大德配天的精神,强调君子假于物的“度”,强调“知其所止”和对人内在良知的发掘。这些都可以为新的环境伦理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成为为人类心灵立宪的智慧来源。     

目的论与自由：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目的论为基础，即“人是目的”，大自然隐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普遍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康德政治哲学具体表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两方面，这是其目的论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落实。康德政治哲学是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总结和展望，其纯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普遍法治下世界公民的理想，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泉。     

谦逊的带刺玫瑰：论玛丽安·摩尔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现代派诗人玛丽安·摩尔的女性诗歌贯穿着一条隐蔽的寻找女性作家身份的伦理线，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和美国父权诗学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伦理机制。以文学伦理批评理论为支点，分析摩尔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及不同阶段对伦理身份诉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指出，热衷“男性性别扮演”的家庭伦理环境和“文学是男性领地”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诗人陷入身份焦虑的伦理根源；摩尔拒绝“天使”的身份，坚信女人要“带刺”来发起反抗与自我保护，也要如同“变色龙”合理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摩尔晚期诗歌所彰显的谦逊与大爱是其在宏大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解，昭示出一个女诗人对个人理想、气质素养与独立自由精神追求的高度伦理指向和实践美学。     

中国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中的意志自由论

自由在汉语语义上与“自主”贴近，指个性主体和类主体对外在必然性的不断挣脱，这个外在必然性既可以是物理世界的，也可以是人类世界的。然而，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由和哲学上、政治上的自由虽然相关，但更倾向于人格上的自主以及道德主体对人生价值的自我选择。与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道德自觉相反，以道家为核心的非儒和反德伦理文化一贯倡导与道德自愿紧密相连的意志自由，并对这种自由的哲学依据、生态依据、基本内容、沦丧背景、恢复途径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论。（一）自由是宇宙今的最高法则以道家为核心的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中的自由有着…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和"常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政治伦理逐渐形成了以礼仁、民本、中庸、和合、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架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意识,对儒家政治伦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只有对现代意识进行解构,重新恢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和解,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