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或者仍然具有较强影响力,是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和补充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必要前提.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自身的缺陷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承包地调整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农村承包地调整可以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本文在否定法制现代化即用欧美国家法律制度全盘取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法律至上”的理念绝对化的缺陷。在多民族国家应肯定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区别,揭示了国家法相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所存在的跨地域性、跨民族性、概括性、超前性、高成本性以及难以有针对性地及时、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具体问题等特点。     

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西南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有不少保护环境的内容,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我国成文法传统都有着重要作用.从法的信仰、遵守以及效果来看,其有别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相较于我国环境法立法效果来看,习惯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环保方面,应该让习惯法发挥积极的作用.     

论藏族习惯法的法哲学基础——以玉树部落制度为例

藏族习惯法作为藏族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深厚的法哲学基础,作为地方性知识它至今在藏族地区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多元与法律多元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藏族习惯法的生成及运作机理,从藏传佛教中探寻藏族习惯法深厚的社会基础,从理性--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的思路中理解其赖以立基之土壤和存在的法哲学意蕴。     

少数民族习惯法类型化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类型化研究,作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直接影响到法治化建设工程的推进速度;以类型化研究为视角,包括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分类整理和善恶分类这两个逻辑相连的递进层次,以便为民族地方的立法和司法提供直接的立法资源和适用参照,从而加速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合。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国家法功能调试价值探析——基于非正式制度视域

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正式规范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它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依然具有传承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个体行为等重要价值.在以法治为标志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表现出与法治理念的价值断裂、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价值递减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个体价值认同弱化等问题.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国家法体系的功能和习惯法价值的协调适应、加快习惯法在法治进程中的价值适应性、发挥社会转型中习惯法的独特价值、以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增强习惯法的法律实效,使习惯法逐渐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三个视角

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研究,不应仅限于重拾与简单描述,应着眼于从价值、发展和基本路径等方面的提升.价值表达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终极目的上的同归及对民众法律信仰的诱致意义;发展则展示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未来的理想型预期;路径则进一步揭示了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基本要求,即超越与实证.这种表述逻辑可能对习惯法研究的理路回归更具有学理意义.     

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

立足于“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法理分析,从法经济学视角剖析论证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以探索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制度整体,在经济理性作用下的发展运行规律。国家司法传播的困境和产权关系的推动为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夯实经济理性的基石,以及在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抉择和生态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下,使民族群体经济理性意识得以维持并不断增强,最终使得生态习惯法制度体系的经济理性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共同追求的目标。     

习惯法在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功能探讨

习惯法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概念,少数民族权利是支撑习惯法的核心内容,国家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持支持态度。习惯法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本土法治资源,是传统乡土社会构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习惯法的基本法则,凸显习惯法在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中的基本功能,彰显习惯法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必须依据《民法总则》订立和修改习惯法,制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村规民约,国家法的施行应当与习惯法相得益彰。     

罗马法与伊斯兰法比较初探

罗马法与伊斯兰法在现今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罗马法为西方法律传统的绳索,而伊斯兰教法可谓伊斯兰教理论的触角。关注罗马法与伊斯兰法的关系,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并需要冷静地从历史中归结国际关系的今天,或许多少有些意义。本文即是在这种认识上探析二者的关系,企望能引起对此问题的关注。     

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协调

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目的均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两者均要遵循民事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都不能将两者割裂开,而应当尽量协调两者共同为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服务.     

对协调宗教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思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结合实际协调宗教习惯法与国家法,大胆探索,是依法治国,把宗教纳入法制化轨道的现实需要。     

Law and Identity in Spatial Contests

Law has had a traditional reference to land, conceived as territory, in the notion of a jurisdiction, where the law of the land applies equally to all individuals. Recent critiques of this view have suggested that a plurality of laws may apply in particular places. How this spatial pluralism impacts on dominant views of law is considered through two instances in which law has interacted with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place and territory in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an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ns. Space, law and identity are seen to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complex forms. Indigen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challenge the claims to universality of Western conceptions of law and space deriving from Roman law and spatial practices.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刑事审前程序构造之比较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控制犯罪的考虑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诉讼理念,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普遍实行侦检一体化,"起诉法定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等法律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遵循"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诉讼价值观,践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大多实行检警分立,"起诉便宜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等法律制度.两大法系的冲突和交融展示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色与走向.     

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及其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是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的总称,是一个新兴的法学学科和正在逐渐形成的法律部门。它是民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跨学科的、特殊的交叉研究领域。它具有特定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调整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的体系的独特性。     

我国刑法的压制性文化品格之形成与批判

由于受政治传统的影响,我国刑法具有浓厚的压制性文化品格,在刑事立法上主要表现为刑法过于注重对国家利益和社会法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人法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刑法工具主义。具有浓厚的压制性文化品格的刑法不仅背离了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性之需求,阻碍了刑事法治的实现,而且使得刑法出现了"保障空白"。为了消除我国刑法的这种压制性文化品格,为刑事法治的实现扫清障碍,必须塑造我国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     

法律的激励机制及其实现条件

法律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率的法律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法律激励是通过赋予权利(权力)、明确责任、强制约束等法律规范的设置来实现的.其功能的发挥需要建立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合理机制.其实现的充分条件是建立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而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则是法律激励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     

论婚姻家庭法之行政救济

基于婚姻家庭权益公益与私益之糅合,行政救济所兼具的补偿与惩罚一体化特征及责任力度的中庸之态,弥补了民事救济及刑事救济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局限性,在婚姻家庭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