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文章基于2011—2018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一致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非高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不同行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数字金融会通过“外降”与“内增”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上,数字金融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互替代效应。现阶段,应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平衡发展及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带动作用。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成本影响的实证

文章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全样本和分样本进行多元回归,探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及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不同程度地受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指标的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降幅尤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的广泛覆盖累积的大量融资数据,使得授信程序得以简化,从而有效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和不同行业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了差异性,东部地区以及信息技术行业的企业由于股权融资活动较多,因此受益于数字金融的程度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文章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理论机理,并基于2010—2019年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一方面,数字金融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使得企业劳动雇佣增加,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增加了新企业创造的劳动雇佣,通过减少企业退出市场防止了退出企业缩减劳动雇佣。并且,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TVP-VAR-SV模型检验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分析在数字金融监管强度差异下该动态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对宏观风险收益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紧缩型货币政策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体系单位风险效益。进一步，本文从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强化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金融、消费提质扩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ESMA）,构建面板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扩张消费总量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提质扩容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和推动消费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地区和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调节机制，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接入鸿沟起到抑制调节作用，而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则起到强化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数字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避免数字金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信息披露质量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从全样本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程度加深能够给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创新是数字金融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中介因子。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这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数字普惠金融会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影响。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