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古代行政建置略述

海南岛古称“儋耳国”,又作“离耳国”。郭璞云:“儋耳在珠崖海渚中”。从西汉王朝在海南岛置初郡开始,历届中央王朝任当地的行政建置,经历了由北向南、由环岛四周向中心山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央王朝统治势力延伸的表现,也是该地由封闭到开发的反映。1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海南岛置珠崖、儋耳二郡。应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珠崖、儋耳当由其地之物产及民俗而得名。珠崖郡,治瞫都县,在今海南岛琼山县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海南岛何时纳入中国的版图

海南岛在汉代及其以前都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因而不存在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始在海南设立儋耳、珠崖2郡,海南岛才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问题;生活在海南岛上的人根在祖国大陆;汉代在海南岛的设郡,只是海南从由地方诸侯国管辖变为由汉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如何评价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天津社会科学》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刊发了王连升同志的《关于汉武帝评价的两个问题》一文,对汉武帝打匈奴及其推行的工商政策进行了“重新研究”,提出了新观点。王文认为汉匈战争是汉武帝时崇武派占了上风挑起的.汉武帝是战争的肇事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谨提出不同意见与王文商榷。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谢国先云南本无汉族。司马迁称此地为西南夷地区。常璩说：“南中（云南等地）在昔盖克、越之地”，①夷和越都是与汉族相对而言的少数民族。楚人庄王滇，为云南人口增添了新的因素，但楚人亦被视为蛮夷。汉武帝征服了云南地区，“募豪民日南夷”，②这...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宋代在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统治

<正> 封建统治阶级在湘鄂西地区推行的“羁縻”之制由来已久.据《后汉书》载,战国时,“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比爵不变”.秦一统天下,仍沿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之制.汉朝,据《十道志》载,高祖时的酉、辰、巫、武、沅五溪之地,仍为巴氏五兄弟分辖,各为一溪之长.唐代,羁縻之策发展成为定制,遍设羁縻州县,大封土酋为官.在这样的基础上,宋朝承袭、发展并完善了“羁縻”之制,     

羁縻制度时期的土家族经济

羁縻制度时期的土家族经济李干周祉征两宋时期，朝廷以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为据点，开展对湘西、黔东、鄂西、川东土家族地区的经营，继续推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适之”的羁縻政策。在荆湖路设置三十八个羁縻州，夔州路设四十九个羁縻州，...     

历代治黎政策述评

(一)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了儋耳珠崖二郡,开始了对海南岛的统治。这个统治一开始就表现为沉重的压迫剥削和反压迫剥削的民族斗争。请看:汉武帝后元三年(公元前87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攻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遗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蛮”(黎族的先人)的反抗斗争,说明西汉对海南岛的统治一开始便遇到了困难。据《汉书·贾捐之传》:从元封元年设郡开始至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二十余年间,黎人反抗斗争有六次之多。因此,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取消儋耳郡,以其地并入珠崖郡。但是,从二郡省为一郡,黎族先人的反抗斗争并未自此缓和。再请看:     

西瓯骆越族称辨析

西瓯骆越族称辨析邱明西瓯和骆越是先秦至两汉时期居住在我国岭南地区的两个土著民族，他们同是百越族群中的两个支系，史书上常常以“瓯”、“骆”并称，《史记·南越列传》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匝、骆、裸国亦称王。”《史记》中所说...     

贵州得名辨析──“柜州─贵州说”

贵州得名辨析──“柜州─贵州说”罗安华今贵州全境，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元前１３５）开通西南夷以前，除东部地区为黔中外，绝大部分地区为古夜郎国；以后，开始纳入汉室行政管理，设置郡县。随后在古夜郎国终结的基础上，历代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县级行政区的...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财经政策——读《盐铁论》的一些体会

《盐铁论》是西汉宣帝时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行”、“增广”而写成,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本文试图对书中涉及的一些经济思想加以分析,弄清汉武帝时期的一些财经政策,阐明“本末     

楚为蛮夷考

楚为蛮夷考何明新所谓“蛮夷”、“华夏”是周代的人、特别是先秦儒家对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根据居住地域不同的一种区分。他们大致把居住在中原地区并执掌国家政权的民族称为华夏民族，把生活在中原周边的广大非执政民族称为蛮夷之族。殷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是中...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     

读《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的。“盐铁会议”是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在京城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围绕着盐铁是否官营的问题,儒法两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儒家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代表着大工商奴隶主的利益。但霍光本人并未参加会议,而是从全国各地搜罗了六十多个贤良、文学来作为炮筒子。法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在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曾帮助汉武帝制定并推行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剥夺了大工商奴隶主经营盐铁的权利,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谈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从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和汉武帝,是可以看出《史记》的卓越讽刺艺术的。司马迁在讽刺汉朝开国国君——汉高祖和当今皇上——汉武帝时,主要运用了以下讽刺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