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财政分权、引资竞争与区域创新

财政体制作为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支撑,对区域创新具有保障作用。对此,文章选取2005—2020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引资竞争下财政分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且随着分权程度不断深化,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引资竞争的门限效应,高水平的引资竞争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本地化优势,强化创新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间接促进区域创新。     

财政分权、FDI与技术创新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财政分权作为一种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对地区创新有着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会通过外资影响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文章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抑制作用有所缓解。（2）外资规模是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财政分权带来了外资的涌入,但是外资逆向调节了其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进入速度较快、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3）通过分区域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政府创新偏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还存在单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     

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失衡与地方政府横向税收竞争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间关系，文章使用空间统计方法考察了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在整体空间集聚和局部区域分化等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不同时期下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政府财政结构对于税收竞争的时空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地理和经济空间下均存在“向上竞争”的特点，收支分权及财政自主度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水平的提高且表现出时期延伸性；纵向财政失衡则起抑制作用，但财政自主度和收支分权分别加剧和削弱了该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使用多门槛模型考察了财政结构对于税收竞争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纵向财政失衡对于税收竞争的作用在收支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分别表现为单一和双重门槛特征，在收支分权门槛下始终起抑制作用，但逐级削弱；在财政自主度门槛下则经历了“明显促进—影响不明显—明显抑制”的跳跃过程。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

财政扶贫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减贫方式,其制度安排势必会改变政府具体财政行为,进而影响财政扶贫成效。在中国财政扶贫实践背景下,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分别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财政扶贫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指标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对的技术退步。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分权度、财政自给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考察经济发展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会抑制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则促进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既会削弱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的促进作用,也能缓释财政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     

我国基础教育地区间均等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基础教育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均等化实现程度很低。文章通过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回归表明,我国地区间基础教育均等化程度与地方政府自身财政能力差异、财政分权程度差异、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正相关,与地方政府偏好差异和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而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程度、转移支付差异和城市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同时高中教育均等化与初中和小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分税制下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把我国划分为五个地区,对分税制改革以来1994~200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其他地区的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的负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998年是东北、中部、西部财政分权度由高到低的转折点,由此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跨时和跨区差异,而且,1998年财政政策的转变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第一，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的提升推动邻地产业结构升级，但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第三，分区域看，中部地区城市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效应，而东部地区城市影响效应与其并不一致。因此，应继续深化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加强区域协同合作；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营造优质区域创新系统；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实施差异化财政分权政策。     

效率增进与技术进步对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36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实证

利用全局DEA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1998—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绿色TFP及其分解成份,结果发现: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整体上拖累了工业绿色TFP增长;工业碳生产率不断提升,技术效率对工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且重工业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高于轻工业。因此,除了发挥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外,更需要重视提升技术效率对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体系及驱动效应研究

在分析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构建了包括基础动力和创新动力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的动力体系,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工业GTFP增长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基础动力和创新动力呈现1∶1.05比例结构,创新动力要略强于基础动力;东部地区的创新动力要显著强于基础动力;中部地区基础动力仍占主导地位;西部地区两种动力发展趋势相当。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动力对工业GTFP的驱动存在以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视角的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解析

传统农业生产率测算方法忽视资源和环境约束,有可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产生误判,从而导致政策误导。为此,将资源环境因素引入传统的农业生产率分析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1998—2011年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并且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总体偏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对中国的农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效率损失;不同区域农业绿色生产率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普遍较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会有效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而农业结构中养殖业比重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对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共同前沿、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极化特征和“俱乐部收敛”趋势。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正向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识别不同区域之间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实现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央环保督察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绩效与环境成本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事件研究法，对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行动前后我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环境成本效应大于节能减排效应，综合效应为负；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两头的地区综合效应为负，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中游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效应为正；不同批次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地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影响无显著差异，被督察地区不存在政策模仿效应。     

基于碳生产率省际面板数据综的合评价

文章针对中国各省2000～2009年碳生产率面板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将我国各省分成四类地区.为能甄别各类地区碳生产率的优劣程度,利用密切值法,对四类地区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每类地区碳生产率发展水平呈等级分布,且不均衡水平明显;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碳生产率水平较高;工业结构不合理碳生产率水平较低.因此,各省在分解节能减排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所处阶段以及碳排放量现状,合理提升碳生产率,为我国实现相对减排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中国2006—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服务业集聚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则抑制了绿色生产率增长,而东部与中西部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促进或抑制不同的效果;从传导渠道来看,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在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服务业集聚效应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生产率,但正式环境规制却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参数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现有有关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文献均假设两者之间关系为线性关系,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财政分权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临界值效果。利用中国1980-2004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动态的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和仿真试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其影响力度因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小于0.1707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为0.1211;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第二区间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为0.1925;而一旦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高区间时（大于0.2909）,财政分权的影响力度变为0.2731。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得到了财政分权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并利用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却抑制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