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规划法在我国分区减排中的运用

文章从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动态调整出发,将投入产出法与非线性规划模型结合,探索了如何通过分区减排以实现全国的总量减排目标.通过满足消费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内公平”,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际公平”.结果表明,国家应从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碳转移,以及能源生产力的差异上分配差异化的减排考核目标,使各个地区愿意并且能够完成任务.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碳强度减排指标约束下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效率研究

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全球减排义务而做出的庄严承诺,而碳排放权的分配是决定能否兑现承诺的关键。利用ZSG-DEA模型研究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额度及效率,并将其结果与基于人际公平原则、溯往原则、支付能力原则、传统DEA模型的分配结果及实际排放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省区在不同原则下获得的碳排放权及减排压力的差异。结果显示:基于ZSG-DEA模型的分配结果更能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且避免了因减排对产能造成的剧烈冲击,不仅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而且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最后,从利益协调、差异化减排策略、市场化减排机制和重塑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基于区域间贸易矩阵的中国各省区碳排放转移研究

定量测算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及省区间碳排放空间转移量,是科学制定区域减排规划、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文章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建立了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碳排放转移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和省区间调入及调出的碳转移量,为界定各省区在区域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责任及减排配额分配提供参考。     

比较优势分工视角下区域间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评估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碳转移，但未能充分关注区域间贸易是否具有碳减排作用。基于比较优势分工视角构建了区域间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性核算框架，借助MRIO、贸易情景假设及SDA分析法，利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估计了区域间贸易通过不同机制对全国及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并对贸易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区域间贸易大幅降低了中国碳排放总量，多数省份实现了碳减排，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推论。第二，区域间贸易通过碳替代和碳转移两种机制影响地区碳排放，碳替代机制发挥了碳减排主要作用，碳转移机制增排和减排的影响相当。第三，从贸易类型看，中间品和最终品两类贸易都产生了积极减排贡献，中间品贸易的碳减排贡献较大。第四，从变化趋势看，中间品贸易结构低碳化发展已成为驱动全国及各省份碳减排的重要因素，而最终品贸易结构未呈现出低碳化趋势。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期望为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公平与效率权衡视角下的我国产业系统碳配额研究

统一碳市场建立后,对于整个产业系统而言,面临着如何将碳排放权在产业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文章在公平与效率权衡的视角下,以公平偏离指数最小化为目标,以国民经济效率指标为约束,建立了公平与效率权衡分配模型,通过计算得到我国2016-2020年“十三五”期间各产业碳排放配额情况,并对我国的产业进行免费配额,深入分析产业系统发展各阶段的配额情况.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研究

降低碳排放以达到减缓二氧化碳增长的方法,已被证明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文章以中国政府提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为基准,以碳排放强度目标值作为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约束条件,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各种因素,寻找其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据此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进而为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思路。     

“双控”和“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能源消费指标分配

在能源消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201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非期望产出的动态ZSG-SBM模型，在能源消耗总量既定的条件下调整分配了各省份能源消费量，分析了调整前后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基于2030年中国省级GDP总量、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量的预测数据，应用加入了公平指数的ZSG-SBM模型，优化了2030年中国各省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污染物排放配额。研究发现，在能源效率趋向前沿面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等9个省份减少了能源消费配额，东部地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8个省份增加了配额，调整配额后，全国各省份能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改善，能源消费强度显著下降；而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情景下，东部地区各省份能源消费配额减少，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份能源消费指标配额增加，碳排放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恰恰相反，从而西部地区获得更多能源消费量指标配额，更少碳排放和污染物指标配额，西部地区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     

中国人均碳排放权分配方案预测研究

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即使《巴黎协议》获得通过,仍有许多国家采取各种方式拒绝承担减排责任.已有减排分配方案也多是临时性的,尚有许多争议.为了能更好地完善后续减排分配方案,很多学者都对国家减排责任的分配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以下缺点:否认发达国家需要承担的历史减排责任或发展中国家对未来的减排责任,因此不能提供更为公平的分配方案.在此背景下,文章旨在预测中国到2050年碳排放量,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分析中国的碳排放权.     

中国制造业部门碳减排潜力估算及预测

文章利用碳强度学习曲线模型,测算2000—2020年中国制造业27个部门的碳强度学习曲线,估算27个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并对27个部门的碳强度降低潜力进行预测。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已于2014年碳达峰,达峰碳排放量为39.458亿吨;（2）27个部门中,23个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总产值降低其碳强度,14个部门可以通过降低其占制造业总产值份额来降低其碳强度;（3）到2030年,在基准情景和规划情景下,中国制造业碳强度降低潜力分别为34.69%和36.60%,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23亿吨和20.66亿吨;（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6个部门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将在制造业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     

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制造商自愿减排抉择

为研究在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环境下,未被强制要求减排的制造商在可以自愿加入碳减排的情形下其是否选择加入碳减排的问题,文章建立了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和政府免费碳配额这三个因素时的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证明了制造商愿意加入碳减排时三个因素应满足的条件及其相对重要性.同时得出了制造商单位产品实际碳排放量随各因素变化的规律.最后,用算例对以上规律进行了说明.     

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结构合理化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文章基于200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测量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指数的同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技术进步、结构合理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作用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非清洁”的农业技术对碳强度具有加剧作用;（2）农业部门通过内部结构优化能够实现“减排红利”和“技术红利”;（3）过高的碳排放强度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倒逼作用”。综合来看,技术进步仍然是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但不能忽视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在选择减排路径时要注意根据各地农业的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将两种方式结合使用。     

植入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严格控制CO2排放条件下,研究基于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碳减排路径选择,超额排放的碳源企业在自主减排、碳源企业间排放权调剂和购买森林碳汇碳中和之间决策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设计,使减排成本较高的碳源企业承担起应有的减排责任和排放代价,减排成本较低的碳源企业和森林碳汇供给者获得应有的利益回报,从而达到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在市场机制中实现。这有利于约束碳源企业碳排放行为,激励森林碳汇碳中和行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同与耦合。     

中国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

以GDP统计核算体系作为参考,结合中国目前碳核算的实践经验,探索性构造了中国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基本框架,包含基础层级、中间层级和目标层级。基础层级是碳核算的起点,包含了核算类型、核算范围和核算制度。中间层级是碳核算的关键,包含了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目标层级是碳核算的最终目标,主要是碳监测体系。以期通过这一套核算框架建立起"国家-地区-城市-行业"四位一体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使中国的碳核算系统化、制度化,便于国家统一管理和监控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效果,公平分配减排责任。     

努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四川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总量减排面对全球极端气候频发,国际社会要求减少碳排放总量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陕速增长,环境压力和舆论压力不断增大。在这一大背景下,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总量减排,并且有望提前三年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碳减排指标。特别是2011年四川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了0．8％,预计2012年倒哿进一步下降,呈现快速低碳发展的良好势头。     

市场分割下碳交易市场绿色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长江流域的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的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但由于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存在市场分割现象。文章探索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对碳减排产生的影响路径与减排效应,在碳交易市场视角下,收集我国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市场分割背景下碳交易市场的绿色效应,提出并验证了市场的多重影响。结果表明：碳交易市场发展产生碳减排效应,同时通过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减排;市场分割对碳减排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对碳减排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化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碳减排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我国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前亟须探索该目标的实施路径。文章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选取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并运用DK标准误回归、门槛回归、空间计量回归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除西部地区外，现阶段数字化水平与区域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效应。（2）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变动与区域碳排放量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效应。（3）以技术水平为门槛变量，产业结构变动呈现一阶门槛效应。（4）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下，数字化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     

政府碳排放管制政策对电力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

政府通过碳排放量上限、执行严厉程度及碳减排扶持政策等管制政策会影响碳交易市场中碳排放量的稀缺程度，控制碳排放价格稳定，实现政府控制碳排放总量目标。文章认为，碳排放价格是一种重要的市场信号，碳排放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不同电力企业的经济行为决策，推动社会资金合理流动，优化能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