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

本文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分别从地级和县级行政区层面研究了1992-2016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受地级和县级人均GDP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限制，首先利用省级人均GDP与灯光亮度关系估算地级和县级的经济产出水平。基于地级和县级经济产出水平，测算了地区经济差异指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证实了各省份、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呈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对泰尔指数进行四大地区分解，发现了四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研究再次证实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还发现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经济不平衡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教育水平的提升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分别扩大和缩小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但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和政府消费与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关系并不显著。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其减缓路径分析

文章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对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实施效果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GDP为研究变量，融合不同测度方法的互补优势，构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EIDI）、Theil-L指数和Zenga指数分别测算了2004—2019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发现三大地区和全国的经济不平衡呈现先减少后扩大的演变态势，证实了2004—2016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的研究结论。对Theil-L指数进行分解，发现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总不平衡的贡献度最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次之。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最优路径，且不平衡程度平均可减少8.24%；缩小区域内差异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潜在路径。     

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GRA-熵值法对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GMM估计分析环境规制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以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的经济发展质:量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总体上能积极推动二者协调发展。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地区异质性。通过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递进式地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     

金融集聚、政府干预、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发展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金融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周边地区则不显著;对外开放水平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本地区则是负作用。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直接效应中金融集聚和政府干预显著而对外开放不显著;间接效应三个变量都显著;总效应和分解效应都呈现金融集聚效应大于对外开放而小于政府干预的趋势。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2-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家精神指数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精神的测算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各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省际间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政府干预程度对本省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邻近省份的影响不显著,但总效应均显著为正.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测度与财政补助效应检验：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基于重庆市18个区县的一手调研数据，延续“两不愁三保障”框架，建立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指标体系，测度重庆市各地区微观农户的收入保障水平；通过建立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讨论政府实施的三大补助对农户收入保障指数产生的效应。研究发现，重庆市的农户收入保障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三大补助均产生了正向效应，但教育补助和医疗补助的正向效应对高保障农户更显著，表现出逆向补助特征，住房补助的作用最大且呈现“倒U”型状态。     

科技金融、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2—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结果发现:科技创新在东、西部地区科技金融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而在中部地区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科技创新对公共科技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完全中介效应,而对市场科技金融只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东、中、西部地区的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发展差异,导致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莫兰指数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构建Tobit模型实证检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线性上升趋势，省际差距扩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且以同类集聚为主，空间结构上呈明显“中心—外围”特征；经济基础、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政府支持、民生福利和环境治理驱动作用明显，产业结构对江苏省驱动效果显著，市场化对安徽省正向作用明显。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其动态关系

文章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1)2005—2016年全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政府绿色治理之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等级向良好协调等级的转变;(2)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政府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府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也能有效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不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3)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是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逐渐增强,无法实现独立发展;(4)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对政府绿色治理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是绿色治理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     

绿色金融、政府干预与区域碳排放效率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和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起抑制作用,而二者的联合效应对碳排放效率起促进作用。基于邻接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和政府干预对邻接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的直接效应表现为显著促进,邻接地区碳排放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显著,西部地区邻接地区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溢出效应消失。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效率测度

文章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理论,利用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前性。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知识增长都对高质量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省份之间以及省份内部自身的差异性,地区发展不平衡;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对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规制、基础设施对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和因子测度公式测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本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门槛效应，且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