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合理规模研究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扩中提低”,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得到明显扩大。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入手,在理论层面展开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讨论。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依据设定收入上下限的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界定实际生活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当收入分配格局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应当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下四分位数,而收入上限则应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上四分位数。从不同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特征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合理范围应当在50%以上且不宜过高。参考部分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验证,当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表现为比较合理的“橄榄型”结构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致保持在60%左右,并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的规模比例接近3∶6∶1。进一步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中国在打造合理分配格局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尚不足40%。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水平低”,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     

中等收入陷阱测度问题探析

为测度中等收入国家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建立中等收入陷阱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对2005—2012年间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将最终评价结果与典型的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并不完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中国并未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指出中国在哪些方面濒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应在今后发展中予以警醒。     

对中等收入的界定研究

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举措以来,人们对中等收入的议论较多。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官方也还没有给出权威性的解释。因而对中等收入的含义和界定中等收入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对于理解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意义和落实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就我们对中等收入的理解、中等收入的界定方法以及我国中等收入的状况等方面的问题谈些看法,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估计———基于EM算法的收入群体划分

本文在利用EM算法求解有限混合分布模型以识别CFPS数据库中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两种情境下的估计结果显示,2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在样本期内表现出了脆弱性,这意味着传统的仅考虑一期家庭收入状态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测算可能高估了真实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此外,家庭面临倒U型退出风险,持续期与退出风险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城乡间差异:东部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收入稳固性。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结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职业特征等因素对家庭退出风险影响显著。     

基于脆弱性理论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测度分析——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

现有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研究存在缺乏理论基础、操作相对机械、结果不够精准等不足。为此,本文基于脆弱性理论将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经济收入较高且足够稳定的非脆弱群体,然后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脆弱性估计法和核密度估计法确定中等收入群体脆弱性水平的上下限标准,进而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最后剖析家庭进入和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微观驱动因素并研判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演变趋势。结果发现,第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可以设定为1%和10%的脆弱性水平所对应的家庭人均持久性收入,2014年和2016年对应的比重分别为29.82%和32.71%,而且城乡和地区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城镇和东部地区趋于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二,人力资本、职业特征、家庭负担、收入结构是驱动家庭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要达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求,2016—2035年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持久性收入增长率至少应达到3%和5%。     

扩大银川城市中等收入群体问题初探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构筑“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会阶层差距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各阶层成员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收入分布尾部参数表示与不平等估计——共同富裕进程中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依据

收入分布尾部反映了社会高收入与过高收入群体特征。本文通过对收入分布尾部参数的拟合及阈值选择,识别过高收入群体并对其分布特征进行表达,估计我国收入分布尾部的不平等现状及发展趋势,运用社会福利函数分析框架讨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收入分布尾部的高收入群体和过高收入群体在统计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仍然较高,收入分布尾部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共同富裕目标下,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也有所提升。     

中等收入人口规模统计测度新方法及应用

现有中等收入人口规模的统计测度方法,要么依赖于中等收入界限的划分,要么存在不能完全排序的情况,具有一定局限性.为此,本文考虑了三种不同方案,对M-曲线进行积分,构造出新指数,用于揭示中等收入人口规模变动规律.研究表明:这一新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既无需提供中等收入界限,又能够实现完全排序,可以很好地用于中等收入人口规模的历史评价与地区比较.最后,将新指数应用于中国城镇居民分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2001-2006年,中等收入人口规模大幅度缩小,而在2006-2011年,中等收入人口规模有所增加.     

点击西安市高收入群体

20多年的改革开放 ,使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现象之一就是个人收入的差距扩大。因而 ,高收入群体便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文章运用对西安市高收入群体抽样调查的结果 ,对先富群体的收入结构、收入来源、投资及消费等情况做了分组反映与分析。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机制发生转变,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逐渐凸显.本文从国际上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验出发,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特征,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思考与选择.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2020年,我国GDP总量突破人民币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1.05万美元,连续两年跨上1万美元台阶。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人均GDP过万美元,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综合实力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按世界银行2017年标准,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见,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河边。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征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规避路径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顺利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建立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PSTR),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征,并对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性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合理规避路径。实证结果表明:相关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发生平滑转移;不同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和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高度相似;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以后,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作用消失,产业结构、最终消费率、贸易开放度和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稳定在1.5%、-30%、10%和10%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消极效果大于积极效果;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中国     

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趋于放缓,GDP步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高增长、低效率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经济新常态到来.文章在辨析经济新常态内涵和外延,把“中等收入陷阱”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体系框架之内后,发现目前的人均GDP有可能使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问题,防范社会危机、防止技术陷阱、摆脱制度障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经济增长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优路径:一是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二是增加R&D投资和支持高等教育发展,促进技术创新;三是实现产业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素养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消除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是促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系统解析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金融素养能抑制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且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的促收效应随着收入的降低呈增长趋势。在时间趋势上,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作用先下降后上升,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加剧作用却趋于平稳。农户金融素养提高可抵消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作用,从而抑制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的 ,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生产力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捷径 ,但如果对追求共同富裕道路上产生的贫富悬殊的问题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并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 ,将会引发大的社会问题 ,并最终使追求共同富裕的良好愿望化为泡影 ,因此如何解决“共同富裕”与贫富悬殊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 ,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差距…     

对不同收入群体编制分层消费价格指数的探讨

文章探讨了编制分层消费价格指数的必要性及两种可行的编制思路,并根据实际数据编制了2007年我国城乡分层消费价格指数.编制的结果对相关部门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施"工资物价联动机制"等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经济对共享发展的影响

共享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在新时代的价值理念和理论抽象,而如何推动共享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借助信息共享能力为促进共享发展的进一步实现提供了新思路。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和共享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享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构建了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共享发展的影响效应的确存在非线性特征。而基于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协调性,强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生活的融合,有助于数字经济在共享发展中发挥更强的推动作用。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中国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享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在构建一种基于收入分布的福利损失函数基础上,利用CHNS 1988～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分享及其地区差异状况进行了测度,并从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和物价水平3个方面对分享状况进行了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分享能力和份额,但其分享到的收入份额近年来有被收入不平等和物价上涨因素抵消的趋势;同时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享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