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时代的三星堆

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长江上游的一类区域文明,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至前8世纪。该文化最重要的遗存是三星堆遗址的8个祭祀器物坑,它们大体同时并相当于殷墟晚期,埋藏物为象征性器物、表现祭祀场景器物、祭祀用器三大类,表达了太阳崇拜和王权两个主题。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区域中心汇聚了域外四方的贵重物、资源、技术、观念、人员。这一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出独特样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汇聚各方文化因素,原因除成都平原位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是三星堆一带可能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     

略论三星堆文化的内涵（上）

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经历了整个殷商时代,直到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000年）,其后又经过十二桥文化阶段,发展到春秋前期（约公元前600年）,持续发展达1600年之久,并以其独有的文化特征雄踞于中国西南,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评《殷墟青铜器》

由著名殷商史专家王宇信研究员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继前4种<中国殷墟--去安阳认识商代文明>、<殷墟甲骨学--带你走进甲骨文的世界>、<走近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出版之后,第五种<殷墟青铜器--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双色版)近日出版.     

略论三星堆文化的内涵（下）

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仅仅反映了古蜀人的自然崇拜,似乎表明三星堆文化还处在文明或复杂社会以前的宗教形态。有的学者则认为,三星堆文化主要反映了古蜀人的祖先崇拜,但也有自然崇拜。还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文物揭示了古蜀昌盛的太阳崇拜。 可以看出,由于方法和视角的不同,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还有相当的距离。     

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这次重大文化变革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     

坚韧的探索之旅──《三星堆文化》评介

坚韧的探索之旅──《三星堆文化》评介孙旭军由层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的《三星堆文化》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这是第一部全面勾勒与系统剖析三星堆文明并为之提出研究理论构拟的学术专著。在它的身上，凝聚着几代学者及许许多多热心人的心血和甘苦。１９２９...     

“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与亚欧大陆经济地理重塑

推动亚欧大陆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促进经济地理重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构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世界其他区域的三地区非对称自由资本模型,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原理分析“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内在机制,模拟其引发的生产、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将在亚欧大陆内、外两个层面产生生产、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形成亚欧大陆内的核心-边缘结构与亚欧大陆对外围的核心-边缘结构。其中,本地市场放大效应是世界产业经济地理和贸易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应着力联通市场规模大、交汇线路多的区域,整体上应致力于联通东亚和西欧两大市场,加速亚欧大陆一体化,促进“世界岛”的形成。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从三星堆文化看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商代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文明古国。从考古学上对三星堆的物质文化特征所进行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对三星堆文化所蕴涵的古代文明的非物质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还须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才能透彻地揭示出来。从三星堆文化进行透视,可见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于从酋邦制社会里发展出了一个能够控制并占有基本资源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就是国家。     

文化传播:从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

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的意义,需要从文明发生期的文化传播现象入手,作出根源性的具体说明。传统的人文研究对象以文字书写的文本为主。20世纪后期,受到文化人类学知识范式的影响,拓展出非文字的文化研究,即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对文化研究格局带来深刻变化。比较神话学也给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研究带来交叉融合的学术新视角,本文由此论述,发端于草原文化的玉石之路和黄金之路,对华夏文明的发生,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     

与青铜器对话——三星堆青铜文化审美阐释

三星堆青铜器作为古代社会若干内容“记忆的容器” (萨特语 ) ,是蕴藏着丰富的美学素材和艺术原创的审美对象。从精神内涵看 ,古蜀族宗教从多神教过渡到一神教 ,从自发宗教过渡到人为宗教 ,这一变化轨迹反映到审美意识上 ,形成以“神”、“道”为本体的三星堆审美范畴 ,由具有本原及规律意义的形而上的“神”、“道” ,创生出以神话为原型的美的范式。从审美的内涵看 ,三星堆青铜艺术是以直觉性和综合性的方式把握世界 ,并以神话的符号使这种把握定型化。     

彩陶时代与前文明社会

在亚欧大陆的中纬度地区,绚烂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虽然不是每个流行过彩陶的社会都发展为文明社会,但几乎所有早期文明社会都经历过彩陶时代。究其原因,彩陶时代和前文明社会在经济上基本都以农业为基础,彩陶技术和前文明社会的技术水平恰好相适应,彩陶的功能和前文明社会的社会习俗、宗教观念及艺术风格亦相适应。彩陶可谓是前文明时期最杰出的大众的艺术,彩陶时代拓开了文明社会的先河。     

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

三星堆国家是商代前后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势力范围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古代国家。这个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由“笄发”和“辫发”的贵族集团共同执政,他们分别执掌着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像群就是这种政治结构的证明。三星堆国家对内由神权贵族通过宗教祭祀进行管理,对外则派遣军队掠夺资源并控制地方,因而只有少数的军事据点,缺乏基层聚落。由于长期的超经济暴力杀掠,导致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聚落的消失,三星堆文化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小于先前的宝墩村文化时期和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国家武装力量的作战武器主要是短剑和戈,并可能有象兵参与作战,三星堆埋藏坑具有护卫象征的象牙和礼仪性的铜戈,就有当时武装力量的影子。     

是否存在一个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文明标志"?——对文明起源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的哲学探讨

人们对文明本质的特定哲学理解,是他们界定文明标志的基础、依据和出发点。从逻辑上说,人们只有首先对文明本质形成了特定的哲学理解,才能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对文明标志做出恰当的界定。事实上,文明本质和文明标志绝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们所指的对象是同一的。既然一个严格客观意义上的、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文明本质是不存在的,那么,与此相对应,一个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所谓文明标志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从不同层次或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文明时代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来确定他们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界定文明时代内涵的特定标准,具体地判定文明时代的标志。     

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及特点

东北大约在公元前 2 0 0 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 ,结束的时限大体随燕文化的到来及秦汉势力的扩展而逐步衰落 ,跨越了近二千年。通过对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的衡量 ,可将东北青铜时代划分为夏至早商、商末周初、西周中至春秋和战国四个阶段。东北青铜时代的发展进程具有五个特点 :1 .东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比中原晚 ,但整体水平不高 ,从铸造技术和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力而言 ,尚属欠发达的青铜文明。 2 .存在着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3 .在大部分时间内 ,显示出文化发展阶段的同步性。 4.东北青铜文化既有统一性 ,又有多样性 ,其形成机制和发展进程表明 ,它是一个独立的运行体系。 5 .东北青铜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已具有了民族文化区的雏形。     

青铜时代早期青海经济文化类型转变的动因

近年来,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多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些极有研究价值的自然地层与文化层的叠压关系,随着环境考古研究的深入展开,越来越明确地揭示了发生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一次环境变迁事件———洪水事件,它的到来导致青海地区以定居锄耕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齐家文化的衰落,促使了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青铜时代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产生,并且洪水期的到来一度形成青海地区史前文化的空白期。     

论新疆喀什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文化

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是下坂地墓地的主体文化,我们将其命名为“下坂地类型”。下坂地类型与同地区的香宝宝类型在考古学文化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范畴。在时间上看下坂地类型早于香宝宝类型。下坂地类型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谢米列契类型存在紧密联系,有可能是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晚期文化在时间、文化内涵等方面与香宝宝类型相同,可以归人香宝宝类型。同类型遗存在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分布较广。     

作为文明的传播——关于传播的“文明批评史”研究

传播是关涉文明总体构成、贯穿文明变迁始终的知识性和精神性的社会互动过程,具有深刻的属人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文明是物性内容和精神性内容的统一,传播是将两者贯通起来的重要方式;文明变迁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传播随文明变迁而转换形态;传播的后果具有两面性、复杂性,既可能推动也可能阻碍文明进步。传播与文明相互作用,一方面,文明需要传播这个工具,以助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传播需要以文明为基础,离开了整体文明的支撑,传播既不会存在,也不会发展。历史变迁中,传播的目的、主题、载体、对象、渠道、后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当代社会,随着传播的基础技术化、传播的中心都市化和传播的目标利益化,传播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传播文明,但传播文明始终具有深刻的依附性、非独立性。只有同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相契合,助益文明进步、社会发展、人性完善的传播,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面对日益复杂的文明与传播格局,我们既要深化传播的发展,也要防止传播的野蛮化倾向。推进传播本身的文明化,是当代传播实践、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中把握文明

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渐进式实践创造过程,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内涵。文明是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积极成果,呈跃进式前进趋势。文化推动文明进步,文明促进文化发展。正确处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有利于人类文明从自为期向自由期的发展。